在學界，我大概以研究領(lǐng)域涉及“古今中外”而為人所知。一些朋友和同事還時有溢美之詞，如“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之類。從表面上看，我的研究似乎確有這樣的特色，我于古今中外俱有涉獵，而且均有專著問世：于“古”，我有《韻圖考》和與汪壽明先生合著的《漢語音韻學綱要》；于“今”，我有《漢語的構(gòu)詞法研究》一書在海內(nèi)外發(fā)行，并有《字本位與漢語研究》一書為學界注目；于“外”，我有《對比語言學：歷史與哲學思考》一書的中英文版在國內(nèi)外出版；于“中”，或者說當下中國，則有《危機下的中文》一部憂世之作。至于交織古今中外的，則有已重印十余次的《漢英語對比綱要》和《中外命名藝術(shù)》等書，還有關(guān)于翻譯理論研究和實踐的幾十篇論文和四五部譯著。而且我橫跨幾個學科擔任博士生導(dǎo)師，培養(yǎng)的學生搞古、今、中、外的都有，從表面上看，我似乎也當?shù)闷疬@四個字。但實際上，每當我聽到這四個字的贊語時，心中有的只是惴惴不安。所謂“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真正學貫中外的大師早已遠去，時至今日，我們再也不可能見到王國維、陳寅恪、林語堂、錢鍾書那樣的巨人，甚至連我們的師輩——王力、呂叔湘、許國璋等，也已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峰。今天我們談?wù)摗皩W貫中西”“博古通今”，毋寧說只是在談?wù)撘粋�目標，一種努力方向，希望年輕人從我們身上跨過去，接上老一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我始終覺得我們這一代只是過渡的一代，我們既缺乏前輩那樣的扎實功底和深厚學養(yǎng)，又缺乏年輕人那樣的闖勁和開闊視野，而且年紀已近古稀，再要有大作為已經(jīng)很難。能夠認真做好傳交工作，把我們從前人那里學來和自身積累的點點滴滴交給后人，讓他們在新的起點上向高峰攀登，這大約是我們能對歷史做出的最大交代。作為這一代中正巧旁涉古今中外各個方面的一個比~較特殊的個體，我想我的經(jīng)歷對年輕人來說，也許會引起一點興趣，不過對他們的治學道路是否有用，我就不敢說了。
　　說來有意思，人在年輕時都懷有各種夢想，但真能在日后實現(xiàn)的，卻寥寥無幾。而我競可說是這寥寥無幾中的一個！在中學時我們都寫過諸如“我的理想”這樣的作文，而我在高三時寫的作文，其理想竟是用英文把中國古典文學介紹到世界去！須知那是在1962年，最講政治的年代，而中國幾乎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況下，不要說與國外的交流，甚至學外文的人數(shù)也非�？蓱z，更不要說有什么“對外漢語”“對外文化傳播”之說了，而我競鬼使神差地寫了這么一個“理想”，仿佛冥冥之中已經(jīng)預(yù)知我?guī)资�年后的職業(yè)生涯了！想來真有點不可思議，其實在當時，只是我無法割舍我對英語和古典文學的兩大愛好，夢想能將兩者結(jié)合起來而已。因此我的“古今中外”，其實在那時已埋下了種子。
　　在“古”與“外”兩個愛好上，我是從“古”開始的。余生也晚，沒有上過私塾，也沒有受過系統(tǒng)的“國學”教育，對古典文學的愛好是從小學時的亂讀開始的。與那個年代許多人一樣，我讀的是《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說唐》《三俠五義》那樣不入現(xiàn)代人法眼的通俗小說，當然也有現(xiàn)代人看來也有點意義的《說岳全傳》《封神榜》《列國志》，特別是《三國演義》《紅樓夢》。所謂幾大名著我在小學時就已讀得差不多了。而且我讀書還有一點與人不同，一般小孩子看這種小說，碰到《紅樓夢》里的那些詩詞，《三國演義》里那些“后人有詩嘆日”，或者《西游記》里那些駢文般的場景描寫都是跳過不看的，而我卻能讀得津津有味。這一“亂讀”造成了幾個后果，一是多少有點了解了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二是養(yǎng)成了愛讀課外書的習慣（我到現(xiàn)在還認為，所謂“知識”，都是從課外書看來的，課堂上其實學不到多少東西），三是培植了對詩詞的愛好，不久我對古典文學的愛好就從小說轉(zhuǎn)到了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