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故宮頭號專家、與文物生死與共的人——那志良的人生起點
　　首先我們繞不過那志良這號人物。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在北京誕生，之后文物移送臺灣，一直到臺灣故宮的誕生，他經(jīng)歷了與文物共生死的所有過程，可稱得上是故宮的活字典。曾經(jīng)寫下《故宮四十年》、《我與故宮五十年》、《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等不少著作。此外，日本歷史作家兒島襄的大作《日中戰(zhàn)爭》中，也描述了那志良登場的日中戰(zhàn)爭。這些著作的線索，就是那志良目擊的流轉(zhuǎn)經(jīng)歷。
　　1925年剛從高中畢業(yè)的十七歲少年那志良，進入“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這個委員會是清朝最后的皇帝溥儀退位后，在紫禁城所設立的。清室善后委員會，是北京政府為了清點及運用清朝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設的組織，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
　　即將從高中畢業(yè)的那志良，在1925年的元旦去拜訪高中時校長的家。正好清室善后委員會希望校長推薦人才來整理清朝文物。校長說：“你的個性認真，這不正是個很適合你的工作嗎？”那志良也沒多想，第三天就開始到故宮上班。
　　那志良是滿族人，滿族在清朝是統(tǒng)治階層，但那家并非出身于富裕之家，這個工作職缺只是個普通的辦公人員。
　　當時清室善后委員會集合了許多當時赫赫有名的人士，如汪兆銘、蔡元培、羅振玉等。因為《紹英日記》而出名的清朝官員紹英等人也名列在冊。但是他從不出席會議，從他抵制設立故宮博物院的討論行為，可以猜想在故宮籌備過程，他應該沒發(fā)揮太大的影響力。
　　擔任整理文物工作的那志良，當時只是個普通的高中生，對于文物不關(guān)心，也一無所知。上班第一天，同事問他：“對古董感興趣嗎？”他回答：“看不出來和我家的茶碗有什么不同，不是都很像嗎？”同事們聽了笑他：“你家的茶碗一只三毛，這里的茶碗一只可是數(shù)千萬元�！�
　　北京隆冬，天氣十分嚴寒，因為怕發(fā)生火災，所以文物的倉庫都沒有暖氣，在里頭工作相當辛苦，手腳耳朵都可能凍傷。
　　那志良等工作人員整理清點告一段落以后，故宮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雙十節(jié)”正式開放。由于選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開幕，所以第一天就有兩萬人以上造訪。清室善后委員會在9月29日才決議了“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趕在十天后開館，相當匆忙。
　　那志良說：“想進去展覽室的進不去，想出來的出不來”，當天場面極為混亂。那志良被分配在紫禁城的“養(yǎng)生殿”房間，混亂中喊著：“前面的人往前進，后面還有很多人排隊。”一整天下來，嗓子都喊啞了。
　　紫禁城如其字面的含義就是一個“禁城”，自古是皇帝辦公和生活的地方，一般人不能進去的。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對外公開，就是故宮博物院開放的那一天。
　　這正是“革命的果實”，民眾除了關(guān)心文物，應該是對于可以解禁進到皇帝的住所更感興趣吧！
　　故宮雖然成立，但是革命后的中國呈現(xiàn)軍閥群雄割據(jù)的狀態(tài)，北京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限。政府的預算一直下不來，那志良的薪資每月只有十五元，雖說本來還能維持生活，但是遲發(fā)薪水是家常便飯。那志良剛開始負責圖書，后來負責古物。只有周一休假，周二到周六整理文物，周日對外開放時，就負責展館的整理。
　　
　　
　　故宮文物第一次搬遷——在民眾一片反對聲中偷偷離開北京
　　1931年1月，故宮理事陳垣把那志良找去，并將疏散文物的準備工作交給他。當時那志良的職位是一等辦事員。陳垣對他說：“國家滅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遠回不來�！�
　　最優(yōu)先要辦理的事項就是將文物裝箱。因為文物從來沒有離開過紫禁城，故宮里也沒有裝箱的專家。那志良這些毫無經(jīng)驗的故宮職員一籌莫展，于是決定請教當時在北京“琉璃廠”這一帶的古董商經(jīng)營的店家，他們借助了這些人的幫助。不過后來故宮的職員個個都成為專家，無人能出其右。因為往后的日子，文物在中國各地移動，那志良等人得不斷地重復捆扎裝箱。
　　裝箱的文物達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里面不僅有故宮的東西，一起搬走的，還有放在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jiān)”的文物。頤和園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離宮，而國子監(jiān)則是自元朝以來的圖書館。其中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宮的文物，其余六千零六十六箱則是來自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jiān)的東西。
　　然而文物決定南運之后，引發(fā)了群眾的反對運動�！坝形奈锊攀潜本�，文物沒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義�！庇腥诉@么認為。那志良等職員也接到言論偏激的威脅電話：“小心沒命了，老子在運送文物的火車上安了炸彈�！碑敃r民眾認為將故宮文物運出北京的時間必定是日軍進攻北京之日，因此故宮外圍無論晝夜都有民眾集結(jié)包圍。
　　第一批運送隊的出發(fā)是在1933年1月31日決定的。當天雖然成功地把文物從故宮送到北京車站，但是車站的搬運工因為害怕被群眾襲擊而沒出現(xiàn)，不得已半夜臨時決定停止搬運。又過了幾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再次從北京出發(fā)。那志良即將遠赴南方，臨行前他的嬸嬸抓了一抔庭院的泥土給他說：“帶上故鄉(xiāng)的泥土，別把家人忘了�！�
　　搬運文物刻意選用日本制造的特別列車，優(yōu)先于其他列車的發(fā)車時刻，在冬天的中國大陸從北京，南下鄭州、徐州，來到南京郊外靠近長江河岸的浦口，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時間。然而搬運的同時，中國的情勢面臨重大的轉(zhuǎn)折。2月，日本拒絕國際聯(lián)盟做出的滿洲問題決議。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關(guān)東軍司令部對熱河發(fā)動攻擊，熱河后來也被劃入滿洲，成為它的一部分。
　　第一批文物和運送隊伍就意外地被留在浦口。情勢緊迫，指揮系統(tǒng)混亂，當局一直沒選定文物的保管場所。那志良等故宮職員和文物不得已，就在火車上長期待命。那志良等職員互相開玩笑說：“就像扛著棺材來了，卻不知道要埋在哪里！”
　　后來當局決定古物和圖書送到上海，文獻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當時在法租界的舊醫(yī)院大樓挪作保管場地，該大樓是七層建筑，全部提供給故宮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種類寄存于不同的病房。
　　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從北京出發(fā)，接著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陸續(xù)運出。象征中華民族生命的文物南運計劃悄悄完成，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
　　
　　
　　抗日戰(zhàn)爭期間文物的大逃亡：廣袤大陸，向西再向西
　　當這些離開北京、輾轉(zhuǎn)一千七百公里、歷經(jīng)三年流浪期的文物，正準備好要搬進去南京分院時，1937年7月7日發(fā)生了震驚全中國的盧溝橋事變。8月時發(fā)生淞滬會戰(zhàn)，江南一帶情勢極度緊迫，日軍攻擊首都南京的危險日增，文物必須再度搬遷。這個階段稱為“西遷”，主要分為三條路線。
　　曾運到英國展出的故宮精華文物八十箱，八月時首先被送達位于長沙的湖南大學圖書館。那志良等人搭船從長江逆流而上到湖北省漢口，再走陸路進入長沙。從南京一起運到長沙的還包括政府重要文件，因此一度有流言傳出，認為國民政府可能打算把首都從南京移到長沙。
　　不過當時大部分的文物還放在南京的倉庫，隨著戰(zhàn)況愈來愈吃緊，高層下達了文物全部疏散的命令。人在長沙的那志良接到要他趕回南京的急電。第一批送到長沙的八十箱文物也要繼續(xù)往西送，并被分為兩個部分。
　　第二批文物在1937年12月上旬走水路從南京被運到漢口，運抵漢口的文物有九千三百三十一箱。第三批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則是走陸路，到西安西邊的陜西省寶雞。南京是在12月13日被攻陷，所以可謂是千鈞一發(fā)。事實上運到漢口或?qū)氹u都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搭乘的火車或船舶正好行經(jīng)這些地方而已。情況危急，幾乎沒有什么準備的時間，在戰(zhàn)亂時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難可想而知。
　　七千二百八十八箱走陸路到寶雞的文物，被安置在城隍廟和關(guān)帝廟兩處。這兩座廟都是地方的宗教設施，在地方小鎮(zhèn)上，佛教道教的建筑是當?shù)刈詈廊A和最堅固的，這在中國并不稀奇。
　　從寶雞往東走就是大城市西安，而且不知道何時會變成日軍的攻擊目標。那志良負責護送陸路的文物，由于擔心文物的安全，他將文物運到離西安更遠的陜西省漢中郊外的宗營鎮(zhèn)。
　　雖然是戰(zhàn)時，但那志良還是設法讓地方政府調(diào)來二十臺搬運用的卡車，將文物從寶雞往宗營鎮(zhèn)接連不斷地運送。但是正逢冬季天候不佳，輸送隊伍常因大雪而無法動彈。由于走的是山間小路，人煙稀少，缺乏糧食，護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職的準備。運送過程本身的艱辛也就罷了，身后還有一路向西的日軍追兵，文物也就被逼著一路往西再往西。
　　長沙的八十箱文物被運到貴陽，再被送到離貴陽約一百公里遠的安順洞窟。走水路到漢口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被運往四川重慶，走陸路到寶雞的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則經(jīng)過漢中郊外再被送到四川成都。漢口被日軍攻擊，重慶也危在旦夕，重慶的文物只得再往西遷到樂山，成都的文物則再往西遷到峨眉，每條路線都是馬不停蹄。緊急的避難行動和日中戰(zhàn)爭展開的節(jié)奏完全一致。
　　重慶的文物從長江逆流而上來到長江支流的岷江，再運至樂山，而成都的文物都走陸路。那志良在成都每天奔忙于指揮運送、分配卡車及捆裝文物。
　　當時所有的文物都處于“千鈞一發(fā)”的險境，那志良回想道：“最后一卡車從成都出發(fā)不久，日軍的戰(zhàn)斗機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毀機場。天氣晴朗，日本空襲機組飛得很高�！�
　　從成都到峨眉直線距離超過一百五十公里，但是道路崎嶇險峻，載著文件的卡車也曾經(jīng)半路跌落到小河里，幸好文件都沒有被損壞。那志良說：這是一條最艱辛的道路，而且還要煩惱沒東西吃。
　　運送到峨眉的工作告一段落，那志良就被派去負責重慶到樂山的運送。護送隊伍人手嚴重不足，本來隨文物疏散的故宮專門人員就只有十多人，其中熟稔文物種類及捆裝技術(shù)的更少。那志良等職員可說是過著不眠不休的日子。
　　那志良訴說搬遷文物的辛苦之中，最苦的是“調(diào)度糧食特別困難”。在四川省想找米飯，就只有夾雜著砂和稻殼的灰色東西。買饅頭也只有黑的，“實在很難下咽”。
　　在文物疏散的最后階段，還有更加危險的事情正等著那志良他們。走水路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文物運抵樂山郊外的安古鄉(xiāng)，但因為河面很窄，必須從岸邊逆流拉纖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等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與船相連的繩索斷裂，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船沒有翻覆擱淺上，人命和文物都沒有損失。
　　為了保護文物，卡車都行駛得很慢，因此一百公里的路程有時要走上半天或整整一天，道路塌陷、輪胎脫落也是常有的事。即使走水路，分散于各小船的文物也經(jīng)常遇到危險。不過雖然如此，這些文物在運送途中幾乎沒有遇到破損或遺失。
　　從北京出發(fā)，歷遍超乎常人能夠忍受的困難，堅持護送文物的那志良等故宮職員，在這個過程秉持著一個信仰就是——“文物有靈”。到現(xiàn)在故宮仍傳承著這句話，不難想象，故宮職員在守護國寶度過每個危機的一瞬間，腦海里會自然涌出這句話。
　　文物疏散工程結(jié)束后，那志良在峨眉的保管場與文物共同生活了七年。日軍的攻擊始終未到達峨眉或樂山，那志良等人得以暫且過著安寧的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1947年文物全數(shù)回到南京的故宮博物院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