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20年初，突發(fā)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讓人措手不及，雖然在國家的迅速反應及全民動員之下，疫情規(guī)模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來勢洶洶的疫情以及艱苦卓絕的戰(zhàn)疫、抗疫過程，讓全國人民受用良久。當我們終于可以自由地呼吸戶外的新鮮空氣時，疫情對經濟的沖擊與業(yè)態(tài)變化必將重啟法律自由空間的討論。一次大的傳染病疫情過去之后，人們才會去關注新鮮空氣的可貴，促使法律人去重新定義法律領域中的新冠病毒與新鮮空氣的關系，這涉及法律建構中自治與管制的關系。立法活動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立法機關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選擇也存在局限性，當立法部門與執(zhí)法部門高度聯(lián)動時，容易出現過度管制的問題，建構制度反映出來的管制觀念與社會發(fā)展有時并不相符。在經濟危機與社會災難面前，社會矛盾會像海綿中的水一樣在瞬間被大量擠出，當我國的一些制度設計與現實生活相背離時，現實邏輯與觀念邏輯就會形成沖突，現實生活的壓力會要求法律制度與之相適應。若法律制度無動于衷，現實生活終總會想方設法地繞開、脫離不合時宜的制度設計。

當一個學科的發(fā)展逐漸變得過于依賴引用境外學者的論述對我國現行規(guī)定做局部、片段式的表面圖解時，這樣的學術氛圍多少是有些病態(tài)的，顯然難以適應制度重整的現實要求。喬治·奧威爾在《1984》寫道：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任何一次立法、任何一項學科、任何一種觀點，都需要置于歷史與現實的維度予以檢視。在筆者看來，當前社會法研究中缺乏的是中國語境下的問題意識，反映為理念研究、實證研究、對策研究的缺乏。有感于當前研究現狀中存在的隱憂，2010年筆者開始準備出版一套以社會法與法社會論叢命名的大型的學術叢書，對社會法的理論與實踐進行力所能及的梳理與探索。十年磨劍，這一計劃現在終于完成。十多年來，筆者撰寫了六本著作，前三本著作是在離開華東政法大學時完成的，后三本著作是在進入華東師范大學時完成的。六本著作存在著一定的邏輯聯(lián)系。

2010年出版了《勞動合同立法的爭鳴與思考》�！秳趧雍贤�法》是一次破紀錄的立法，不僅創(chuàng)造了一個單行法規(guī)征求意見的紀錄，在國內引發(fā)激烈討論，更是在國際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如果說《勞動合同立法的爭鳴與思考》著重對立法爭鳴進行梳理與思考，這次出版的《勞動合同法修法的爭鳴與思考》則對此后的修法活動進行研究。《勞動合同法》因欠缺靈活性一直飽受爭議，立法機關曾兩次打開修法窗口，次是2012年立法者以較為積極主動的姿態(tài)，延續(xù)勞動合同立法加強管制的方向，進一步限制勞務派遣的使用條件與使用范圍，此次修法終得以落實；第二次是2015年至2018年期間立法者以被動回應的姿態(tài)，面對社會、學界乃至政府內部的批評聲音，評估是否存在修法的必要，終以體制內各部門意見不統(tǒng)一而暫時擱置。在兩次修法窗口打開之際，法學與經濟學界的部分專家、學者對《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制度設計提出較為全面的反思，并提出具體的修法建議。其中唐大杰先生積極奔走牽線，不僅向北京賽意企業(yè)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征得本書的出版資助，也向北京大成企業(yè)研究院征得相關課題成果的授權，在此向兩家機構與唐大杰先生表示感謝。在征求相關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筆者與北京賽意企業(yè)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合作，將其中的代表性成果結集成書，以期修法窗口再次打開，為修法提供有益借鑒。兩本書的共同特點都是從社會立法爭議中的分歧意見出發(fā)，提出具體的立法建議，具有對策研究的特點。制度建構具有某種主觀性，我們希望不要將新鮮空氣當作新型冠狀病毒來進行抑制。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勞動關系的靈活性是社會要素流動的良性反映。有些善是值得追求的，這是《勞動合同法修法的爭鳴與思考》后記的主題詞。

2015年出版了《勞動合同制度中的管制與自治》。在個別勞動法的層面，勞動合同制度中的管制與自治的相互關系，是貫穿勞動制度調整的一條紅線。筆者系統(tǒng)整理了自20世紀90年代從事勞動法教學與研究以來的學術成果，對我國個別勞動法進行了探討�！都�體勞動爭議與群體勞動爭議的法律機制研究》一書，則從集體爭議與群體爭議雙向發(fā)展引發(fā)的悖論切入，通過闡明國家（政府）、工會、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角色定位與內在屬性，提出優(yōu)化或改造既有機制的建議；構建能夠化解勞動領域集體性爭議，有效預防沖突的法治化框架。這是對我國集體勞動法進行的探討。對于個別勞動法與集體勞動法兩個面向的思考，構成了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研究的完整整體。兩本書都是從具體問題出發(fā)，結合大量數據進行理論闡述，具有實證研究的特點。

2015年出版了《社會法與法社會》�；鶢柨嗽�1882年的演講中，提出了一系列發(fā)人深省的問題并開始著手回答，由此奠基了社會法理論。基爾克之問說明當時的法律形式難以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社會法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悖論的思考之上。當時的一部分問題穿越一百多年的時空，橫亙在我們面前，對今天仍有啟發(fā)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法的理論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tài)，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法的概念開始被提出來，到目前為止，我國社會法的研究狀態(tài)與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息息相關。進入新千年時，筆者發(fā)表的《社會法原論》可以被視為基爾克之問的初步回答。該書之后，筆者又從理論定位、學術爭鳴、制度觀察、案例分析等多個視角對社會法理論展開了長達15年的探索。在《社會法哲學》一書中，筆者試圖對社會法理念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20年來，從制度層面到哲學層面，筆者努力系統(tǒng)闡述社會法的基礎理論。

《勞動合同法》公布實施之后，作為這場立法討論的親歷者、參與者、建言者，為給這場立法討論留下一份見證，筆者耗時三年完成《勞動合同立法的爭鳴與思考》一書。該書共計120萬字，盡可能真實地回顧并還原勞動合同立法的進程及背景資料，盡可能翔實地梳理并展示主要爭議話題的各家學說。該書曾獲上海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20102011年度）著作類一等獎。在寫作這本書時，筆者開始意識到，《勞動合同法》其實是社會氛圍的產物。任何簡單的學術說理，對于理解這場引發(fā)了舉國上下大討論的立法活動都會顯得蒼白。佛門有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探尋因緣才是學者的本分，在這本書之后，從對策、實證、理念三個視角，又進行十年探索。十年的努力是否將因緣道明，還須后人評價。

社會法與法社會論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得以付梓，離不開上海人民出版社各位工作人員的辛勤勞動，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

董保華2020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