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王紱一生顛沛各地，足履遍及大江南北：他曾北經(jīng)江淮，浮黃河，逾太行，出雁門，過五臺，定居塞北二十寒暑；后又溯江西上，登廬山，渡三峽，經(jīng)重慶而至成都，并多次游覽杭州、揚州等地，飽覽名山大川。為此，他的有些山水作品能夠出于對自然真景的感受，表現(xiàn)出磅礴壯闊的氣象和豐富的景物內容。比如他的《湖山書堂圖》卷（藏故宮博物院），峰巒起伏，江河空闊，林木翳然，村舍掩映，田父村樵出沒，一派江南水鄉(xiāng)的自然風光，平淡而真切。又如《江山漁樂圖》卷（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用大量筆墨繪寫江村漁民捕魚、休憩、聚飲等活動情景，具有樸質的村野生活氣息。
    明代初年，盡管王紱個人際遇十分不幸，但整體而言，社會已趨于穩(wěn)定。朝廷恢復了科舉制度，士人通過考試或薦舉進入仕途的道路暢通，文人的社會地位較之元代有了極大的提高。經(jīng)濟生產(chǎn)的逐步恢復和發(fā)展又為社會罩上了一層安樂升平的氣氛。王紱中晚年雖身居朝堂，卻心懷泉石之志，熱衷于寫隱逸山水，但是即使在這類山水畫里，流露的情緒也不同于元人之冷寂和虛空，而是更多地賦予恬靜安逸的情調。他的山水畫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元人山水的內容意涵，把視角擴大到表現(xiàn)文人的世俗生活方面，諸如書齋讀書、文人雅集、送別、紀游等等。雖然元末畫家也偶有此類作品，但在意境的渲染和情緒的抒發(fā)上，與王紱有著不同的蘊義。王紱傳世的《山亭文會圖》軸、《京城送別圖》軸、《勘書圖》（均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秋林書舍圖》軸（藏美國克里富蘭美術館）、《隱居圖》軸（藏故宮博物院）等，都是文人悠閑恬淡生活和交酬活動的寫照。這一類內容在與王紱同時或稍后的畫家趙原、馬琬、謝縉、杜瓊等人的作品里也時有出現(xiàn)。山水畫從元代以隱逸為主，至明初轉而出現(xiàn)反映文人世俗生活的旨趣，這不能簡單地看作題材的擴大，而是預示著山水畫將發(fā)生重大嬗變。離塵出世的隱逸山水表達了失意文人對現(xiàn)實的抵制與絕望；書齋、游怡和雅集的山水，則更多體現(xiàn)出文人對現(xiàn)實的肯定和希冀。這種創(chuàng)作觀和藝術情趣的轉變，對于爾后吳門畫派的藝術產(chǎn)生著重要的啟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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