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孟德斯鳩評傳》是由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羅伯特夏克爾頓撰寫的。他是一位研究孟德斯鳩的專家，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發(fā)表有關論文，對孟德斯鳩的生平和思想深有研究。他曾在孟德斯鳩的故居波爾多附近的拉布萊德古堡整理過孟德斯鳩的遺稿，能辨認孟德斯鳩生前11位秘書的筆跡，凡歐洲各國收藏有孟德斯鳩手稿和資料的圖書館，他幾乎都去過，可見本書收集的資料是相當豐富和詳盡的。同時，這本評傳對一些問題也有獨到的見解和深刻的分析，描寫了孟德斯鳩作為法官、院士、葡萄酒經營者、沙龍常客、旅行家和思想家的詳細經歷，評述了他的思想和學說的由來和發(fā)展，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這本書曾在1976年譯為法文，并在法國受到好評。波爾多孟德斯鳩研究會會長達拉先生曾評價說：這是我所見到的孟德斯鳩傳記中最好的一種�？上�夏克爾頓先生已于1986年病故，我們在此謹表對他的悼念之意。

由于我國讀者多數(shù)只接觸到已譯成中文的孟德斯鳩的三本主要著作，而尚未出版一本像樣和可靠的傳記，因此，我們認為，將此書譯成中文對我國讀者是有益的，人們將通過這本書，比較詳細地了解到這位18世紀的偉大思想家。今年恰逢孟德斯鳩誕生三百周年，我們謹將此書作為對這位杰出思想家和世界文化名人的一個紀念。

為了使讀者對孟德斯鳩有一個概略的了解，同時避免某些不夠確切的譯法和提法，并拋磚引玉，期望在國內對孟德斯鳩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引起爭鳴和討論，我們想借這一序言，對孟德斯鳩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孟德斯鳩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生平與思想

孟德斯鳩于1689年1月18日出生在法國西南部的重要城市波爾多附近的拉布萊德古堡。他的家庭是一個地位不高的貴族。孟德斯鳩在幼年時曾被送到磨坊里哺養(yǎng)，度過了三年清苦的平民生活。11歲以前，他一直在村里接受教育。1700年被送進有名的朱伊公學，在這所天主教奧萊托利會辦的學校中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一些新的思潮。

1706年，17歲的孟德斯鳩回到了波爾多，在波爾多大學專修法律。1708年獲法學學士學位，并取得律師資格。從1709年至1713年，孟德斯鳩初次到了巴黎，認識了當時的一些著名學者，逐步踏進了巴黎社交圈。

1713年11月15日，孟德斯鳩的父親去世，他因此回到了波爾多。次年，他在波爾多法院任推事。1715年4月30日，他與讓娜德拉爾蒂克結婚。1716年4月24日，他的伯父去世，因無子嗣，立下遺囑，由孟德斯鳩繼承了他的產業(yè)、爵位和官職，使孟德斯鳩的地位與聲望逐漸提高，并且得以認識當時任吉耶訥的司令官、詹姆士二世的私生子、當過英國和西班牙將軍和法國元帥的貝里克公爵，這位有影響的人物后來給予孟德斯鳩很大的幫助。

孟德斯鳩并沒有被法院的事務和社交生活所束縛，他博覽群書、鉆研學問，從事科學研究和寫作。在這期間，他寫了《論羅馬的宗教政策》、《論西塞羅》等論文。他還醉心于自然科學研究，其中包括解剖學、植物學和物理學。1716年，他當選為波爾多科學院院士。這時的孟德斯鳩已深受哲學家笛卡爾和皮埃爾培爾的影響，吸收了他們思想中唯物主義的成分。孜孜不倦的學習和研究，為后來他的思想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

孟德斯鳩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路易十四這樣一位以朕即國家為格言的專制國王統(tǒng)治下度過的，路易十五繼位的第二年，孟德斯鳩才剛剛踏上仕途。所以，孟德斯鳩生活的時代，正是法國封建專制主義由盛轉衰的時代，法國的資產階級正在形成和壯大，國王、僧侶、貴族與第三等級的對立日益加深，加上法國與西班牙、奧格斯堡聯(lián)盟和奧地利發(fā)生連年戰(zhàn)爭，更加劇了社會矛盾。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對法國社會現(xiàn)實十分關注的孟德斯鳩不能不有所感觸和認識。他往來于波爾多與巴黎之間，經常出入貴族之家和一些沙龍，結交許多名門權貴、文人學者和貴婦人，對法國這具已經腐朽的封建專制主義的軀體，有較深入的體察和透視；他涉獵很廣，閱讀過許多古今名著，了解各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很容易接受先進思想家的新思潮；他本人既是一名學者，又廣有地產并親自經營葡萄種植和釀酒業(yè)，而且主要向英國出口。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和經濟地位，容易促使他對法國封建制度產生不滿，從而打破舊貴族的狹隘眼界，以新的思想和新的角度來觀察和思考法國的社會現(xiàn)實，尖銳地抨擊法國的專制制度。

經過多年的埋頭苦干、潛心著述，1721年，孟德斯鳩第一本具有廣泛影響的名著《波斯人信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這既是一部書信體小說，也是一部閃爍著啟蒙思想的哲理性作品。它以新穎獨特的構思和具有強烈感染力的生動故事，使這部作品一鳴驚人、轟動文壇，一年之內竟再版了21次。這部著作，通過兩個波斯人云游法國，與他們的朋友、妻妾、閹奴之間的通信，既描寫了東方社會的風貌，也勾勒出一幅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社會的諷刺畫。這本著作針砭時弊、猛烈地批判了封建專制制度，也含而不露地表達了孟德斯鳩的政治觀點。

《波斯人信札》的一舉成功，使孟德斯鳩躊躇滿志，更加頻繁地到巴黎去。1726年，他鬻賣了庭長的職務，便經常住在巴黎，他以貝里克公爵為靠山，結識了軍界貴族馬蒂翁元帥等人，又經常出入尚蒂伊宮和貝勒巴的社交圈，與一些社交界名人來往密切。就在這段他比較眷戀巴黎上流社會生活的時間，他寫了《尼德的神殿》、《巴弗斯游記》這樣比較華麗輕佻、具有洛可可風格的作品。但孟德斯鳩畢竟是一位封建主義的反叛者而決非一個同流合污者，他雖與宮廷有來往，但主要活動圈子是在知識界的社交圈，在朗貝爾夫人的沙龍、奧利瓦教士主持的民間學術團體和由阿拉里教士主持的中樓俱樂部里，他結識了一批文壇名流，一起討論各種問題，其中《論義務》、《論幸�！贰ⅰ墩摼粗嘏c名望》、《論情趣》等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的閃爍著他思想中的唯物主義傾向，有的為《論法的精神》作了一些準備，某些重要的觀點已在那時形成。

1728年，他當選為法蘭西學士院法蘭西學士院（Académie francaise），現(xiàn)也多譯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使他躋身于這個名流薈萃、聲譽卓著的高等學術機構之中，進一步提高了他的聲望與社會地位。

從1728年4月起，孟德斯鳩開始了他漫長的旅行考察，先后到過德、奧、匈、意、荷、英等國，直到1731年5月才回到故鄉(xiāng)。1730年2月26日，孟德斯鳩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同年，他加入了共濟會。這一次長時間的考察旅行，使他接觸到大量材料，了解各國的風土人情，結識了許多著名人物，實地考察了各國的政體結構、經濟情況等，對他的思想發(fā)展和著述起了很大影響。

1731年孟德斯鳩回到故里后，一直蝸居在家，讀了大量有關古代羅馬的著作，整理資料，埋頭著書立說，直到1733年。其間，曾寫過《論歐洲一統(tǒng)王國》、《論英格蘭政制》等文章。1734年，《羅馬盛衰原因論》一書出版，這是他的第二本主要作品，這部歷史著作是利用古羅馬的歷史材料來闡發(fā)他的政治主張和思想觀點。書中強調，一個國家的興衰是由政制與風俗的優(yōu)劣來決定的。他通過對羅馬由盛到衰的轉變過程和原因的探索，說明了共和制優(yōu)于君主專制，否定專制政體的合法性，這顯然具有進步意義。該書還企圖探索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擯棄了歷史宿命論，認為支配世界的并不是命運，這些都對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的發(fā)展有重要影響。

從1733年起，孟德斯鳩又重新回到向往的巴黎，經常往返于巴黎與故鄉(xiāng)之間。他經常參加勃朗卡家族和唐森夫人的著名沙龍，與一些著名學者一起誦讀作品，討論感興趣的問題，寫過《阿薩斯與伊斯梅尼》、《真實的故事》等作品，還醞釀宏大的寫作計劃，包括為撰寫一部法國史和一部政治法學理論巨著作好準備。

1746年，孟德斯鳩被選為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1748年，孟德斯鳩最重要的一本巨著《論法的精神》出版，這是一部集數(shù)十年研究之大成的嘔心瀝血之作，也是他畢生思想的結晶和代表作。著作一出版立即就引起轟動，還被譯成多種文字。但《論法的精神》的出版也掀起了一場風波，激起了教會人士和一些啟蒙運動敵人的憎恨，他們在《特雷沃雜志》和《教會新聞》上發(fā)表文章，進行責難和攻擊。孟德斯鳩回擊說：幾只黃蜂圍著我嗡嗡叫，但如果蜜蜂能采集一點花蜜，我將不介意。1750年，他寫了一篇《為〈論法的精神〉辯護》的文章，毫不妥協(xié)地回答了種種責難。盡管法國的教會企圖查禁此書，羅馬教廷于1751年11月29日把該書列入禁書目錄，但它闡明的思想理論和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不可遏制的。

《論法的精神》一書可以說是自亞里士多德之后到18世紀影響最深遠的一部社會政治理論著作，也是關于資產階級國家與法的學說的經典作品。這本書以理性為基礎，構筑了一套有關資產階級國家與法的理論體系。這部著作具體構思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僅為法國與其他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理論武器，而且也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建立提供了政治模式和憲政原則。

從孟德斯鳩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我們也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脈絡。如果說《波斯人信札》的用意主要是抨擊法國封建專制制度和教會，揭露路易十四、十五時代黑暗現(xiàn)實的話，那么在《羅馬盛衰原因論》里，孟德斯鳩已通過對羅馬盛衰的考察，探索社會發(fā)展的原因和規(guī)律，并暗示他的政治主張；而《論法的精神》一書，則構思出他的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思想體系，從理論上為他設計的政治制度作了充分的論證。

孟德斯鳩在晚年由于眼疾等健康原因，著述不多。1754年底，他回到巴黎，打算料理和結束那里的事情，然后回拉布萊德安度晚年，不幸在巴黎染上流行性疾病，于2月10日告別人世，享年66歲。

孟德斯鳩一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封建制度的反叛者，對專制制度進行了嚴厲譴責和猛烈的抨擊。在《波斯人信札》中，他敢于無情地暴露法國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大膽辛辣地隱喻和諷刺路易十四的專制暴戾、窮兵黷武、賣官鬻爵。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他又用羅馬盛衰原因的對比分析，說明他對專制統(tǒng)治的痛恨。在《論法的精神》中，更表達了他對專制政體的深惡痛絕，他比喻說：路易斯安那的野蠻人要果子的時候，便把樹從根柢砍倒，采摘果實，這就是專制政體。它的本質就是拋棄任何法律，按照個人反復無常的意志實行獨斷專橫的統(tǒng)治。在專制國家里，法律等于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以致從上到下無法可循，人人自危，人人可以被任意宰割，人人都是奴隸。應該說，孟德斯鳩對于封建社會罪惡的揭露，入木三分，相當深刻。他甚至已經看到，在專制制度下一切事情都可以驟然地導致革命，革命是不能預見的�？梢娝�已認識到封建專制制度是一種岌岌可危的腐朽政體。孟德斯鳩能從社會政治制度本身去剖析封建專制國家的實質，這是他比前輩進步思想家深刻之處。

孟德斯鳩雖然有許多好友是教會人士，但他對天主教會仍進行了尖銳猛烈的批判，因為天主教會是當時法國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他把矛頭首先指向教皇，他諷刺教皇是比國王更強有力的魔法師，有時他令國王相信，三等于一，人們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飲的酒并不是酒，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他列數(shù)教會的罪行，他們攫取大量地產，幾乎掌握全國的財富，這是一幫吝嗇的人，他們永遠往里拿，決不往外掏，造成沒有貿易，更沒有百藝，也沒有制造。修道院永遠張著大嘴，和無底洞一般。他指出，在天主教各國，人口減少，田園荒蕪，內戰(zhàn)之多，無可相比。他斥責天主教教義的荒謬和教士的貪婪、放蕩和虛偽成性。他堅持反對殘酷的宗教迫害，認為天主教對于專制國家來說，是恐怖之上加恐怖，痛恨天主教會常以異端邪說之罪名，禁止好作品，扼殺新思想，殘害無辜。孟德斯鳩不是一般地反對宗教，他同情新教，贊揚信奉新教的國家比天主教各國的人口更多，稅收更可觀，商業(yè)更繁榮。他認為，新教將逐漸富有和強大，而天主教則日趨衰弱。

從哲學觀點看，孟德斯鳩曾受到霍布斯、培爾和笛卡爾的影響。他早期追隨馬勒伯朗士，接受了這些哲學家最接近唯物主義的部分。但是，孟德斯鳩還沒有達到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的高度，而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他承認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在《論法的精神》一開頭就這樣說道：上帝是宇宙的創(chuàng)造者和保養(yǎng)者，這便是上帝和宇宙的關系。但是，他又認為，上帝不干涉自然中的事務。他說，上帝有自己的法，獸類有自己的法，人類本身也有自己的法，各不相干。上帝并非十全十美，也有缺陷。他反對把上帝人格化，也反對把上帝說成神力無邊，能支配和干預一切�？傊�，孟德斯鳩所承認的上帝是很抽象的，好像是被架空的傀儡。孟德斯鳩提倡科學，反對神學，對一些自然現(xiàn)象的解釋，閃爍著唯物主義思想。他認為，我們的世界是由物質的運動形成的，宇宙是無限的，地球無非是宇宙中的一小點，世界決不是萬古長存的，就連天體本身，亦非永遠不壞，而這些變化，是宇宙中物質運動之極自然的結果，地球與其他行星一樣，受運動規(guī)律的支配。孟德斯鳩反對靈魂不滅，認為死亡不過是更動了物質的變化，就好比圓球變?yōu)榉叫蔚奈矬w一樣。他反對所謂神的顯圣或顯靈的說法，有一次當他在意大利旅行時，他不相信看到的所謂圣體液化現(xiàn)象，認為這可能是附近的燭光的熱量使血塊液化的結果。他還認為人的機體乃是幸福之所依，幸福與不幸福，是人的機體所引起的心理效應，沒有機體，也就無所謂幸福�？梢�，孟德斯鳩的自然觀，基本上是唯物的、進步的。這與他熱愛自然科學、親自參加一些實驗有密切關系。

孟德斯鳩一生最有價值的貢獻是他的政治法律思想，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資產階級國家和法的學說，而且他的理論對各國資產階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確立及完善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孟德斯鳩明確地提出了政體的分類：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他解釋說：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僅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個人執(zhí)政，不過遵照固定和確立了的法律；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guī)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共和政體又分兩種：當共和國的全體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民主政治，當共和國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貴族政治。孟德斯鳩還進一步指出，共和政體的原則是品德；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雖然，孟德斯鳩本人心目中的理想政體是以榮譽為原則的君主政體而不是共和政體，但這樣的政體劃分褒揚了好的政體，針砭了以恐怖為原則的專制政體，無疑對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具有啟發(fā)意義。

洛克曾把英國的政制概括為立法權、聯(lián)邦權（外交事務權）和行政權的分立。孟德斯鳩發(fā)展了洛克在《政府論》中關于分權的理論，更加明確、周詳?shù)靥岢隽巳龣喾至⒌膶W說，他把國家權力分為三種：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孟德斯鳩具體設計了掌握三種權力的機構和各自的職責。他說立法權應該由人民集體享有，并且主張實行代議制，使人民必須通過他們的代表來做一切他們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行政權應該掌握在國王手里；司法權必須獨立。這三種權力和機構必須分立而又互相鉗制，形成權力制衡。如果立法權與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構手里，如果司法權不同其他兩種權力分立，自由便不復存在，因為一切權力合而為一，雖然沒有專制君主的外觀，但人們卻時時感到君主專制的存在。由此可見，孟德斯鳩提出分權理論，是旨在向封建專制統(tǒng)治者要求分享統(tǒng)治權力，同時也是為了保障政治自由的需要，因為孟德斯鳩說得很清楚，政治自由是通過三權的某種分野而建立的。至于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以后，把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作為資產階級政體構成和國家機器三種權力互相制衡的理論依據，更說明了這一理論的影響深遠。

孟德斯鳩非常重視法律的作用，他的法律思想的基本點是主張以法治代替人治，防止暴君專制獨裁，保障自由。他十分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沒有法治，國家就會腐化墮落，法治是國家的靈魂。各國的法律和各自的地理環(huán)境、氣候、土地面積、宗教、人口、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等都有關系，而政體原則對法律的影響最大。孟德斯鳩把法分為兩類，即自然法與人為法。自然法是指人類社會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規(guī)律，那時人類還處于平等狀態(tài)。自然法的第一條規(guī)律是和平；第二條是尋找食物；第三條是互相愛慕；第四條是愿望過社會生活。人類一旦組織成社會，就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狀態(tài)而成為戰(zhàn)爭狀態(tài)，就需要人為法加以約束，通過法律去恢復平等。孟德斯鳩又把人為法分為幾種：體現(xiàn)在處理不同人民之間關系的法律，就是國際法；處理人類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關系的法律，就是政治法；處理人類在一切公民間關系的法律，就是民法。孟德斯鳩強調，只有實施有效的法律，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指出：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我們可以有一種政制，不強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強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許可的事。孟德斯鳩對自由的解釋頗為深刻，在他看來，沒有一個詞比自由具有更多的含義，所以自由這個概念絕對不可濫用，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僅僅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自由既受法律保障，也受法律的約束；自由以守法為前提。如果我們認真讀一讀這位18世紀思想家的這些話，就可以明白，在20世紀80年代的今天，如果有人再提倡和鼓吹什么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的話，不是無知，便是荒謬。因為即使是18世紀的孟德斯鳩，也明確地認識到，自由并不是絕對的。

孟德斯鳩還有其他一些值得重視的法律思想，例如：他認為，各類法律如民法、刑法、國際法等，都有各自的適用范圍，不能混淆；一切行政和司法的處置都應有法律的文字根據為準，不得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主張立法的精神應當是寬和而不是苛嚴；對于刑法，他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借鑒意義的原則，如預防犯罪應甚于懲罰；根據罪罰相當?shù)脑瓌t，對犯罪者量刑要恰當；反對逼供信、反對肉刑與株連等等。

孟德斯鳩也是一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在社會歷史領域里所作的探索，比起他的先輩們也有許多新的貢獻。首先，他拋棄了神學的束縛，反對以神學觀點解釋歷史，他否認上帝是歷史的主宰，嚴格地將人史與神史分開，把社會學和歷史學朝著科學的方向推進了一步。孟德斯鳩又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因為世界沒有這些規(guī)律將不能生存，并且認為歷史是前進的，不是靜止不變的，各個國家都將有新陳代謝的過程，由盛轉衰，走向衰亡。這樣，他把歷史發(fā)展中的必然性看作是根本性的。他對歷史的因果闡述得比前人更明確，他認為，應該把一個事件發(fā)生的根源與時機加以區(qū)別，偶然的事是可以補救的；而從事物的本性中不斷產生出來的事件，則是防不勝防的。這從《羅馬盛衰原因論》一書中體現(xiàn)得很清楚，他認為支配羅馬盛衰的絕不是偶發(fā)事件，而是由政制的好壞和民風的優(yōu)劣這樣的一般原因所決定的，他說，羅馬共和國的滅亡是注定的，問題不過是要知道它如何被推翻，被誰所推翻罷了。即使不是愷撒和龐培使共和國壽終正寢，也會由其他人將其滅亡。孟德斯鳩強調要從一般精神中探索影響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各種原因，他說每一個民族都存在一種一般精神，而權力本身就是建立在這一精神之上的；當這個民族侵害這一精神時，它自己就受到了侵害，結果就必然停頓不前了。又說：人類受多種事物的支配，就是：氣候、宗教、法律、施政的準則、先例、風俗、習慣。結果就在這里形成了一種一般的精神。在孟德斯鳩的一般精神中，既包括精神的因素，也有氣候土壤、地理環(huán)境等物質因素。而且在不同的國家中，一般精神中各種因素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例如，對野蠻人來說，在一般精神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大自然和氣候；在中國，則是受風俗的支配；在羅馬，則是施政的準則和古代風俗起主要作用。孟德斯鳩已經看到，物質原因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在《論法的精神》第30章和第31章中，他詳細研究了法國早期封建制度的形成，特別強調了土地的占有和分配在法國封建制的建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是很有見地的。

孟德斯鳩特別強調地理環(huán)境對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重要作用，在《論法的精神》第3卷中，以大量篇幅論述法律與地理環(huán)境的密切關系，認為氣候土壤等地理環(huán)境對一個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宗教、風俗和法律乃至政體，都有巨大影響。在地理環(huán)境的諸因素中，他最強調氣候的因素，認為氣候的影響是一切影響中最強有力的影響。他舉例說，在氣候寒冷的北方地區(qū)，人們對快樂的感受力低，精力充沛，自信心強，刻苦耐勞，熱愛自由；在炎熱的南方，人們則心神萎靡，倦怠怯懦，婦女早熟，容易建立奴役制。他認為，疆域的大小對一個國家的政體具有舉足較重的作用，共和制適宜于小國；君主政體適宜于中等國家；而幅員遼闊的國家適宜于專制政體。孟德斯鳩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學說，以今天的科學標準來衡量，當然是機械的，幼稚的，甚至是荒謬的，但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他能夠撇開唯神史觀，從客觀環(huán)境與物質因素方面去考察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原因，還是有進步意義的。這種地理環(huán)境學說，對后來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也產生過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