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黃坤明
讀諸子百家書,發(fā)覺古賢的思維模式有一個顯著特點:善于提問。
“孔子入太廟,每事問。 ”(《論語?八佾(yi)》)這個典故是人們熟知的。說孔子來到祭祀周公的太廟,提問頻率之高,問題觸及面之廣,使親歷其境的人們感到驚異:都說孔子知禮,怎么還提問不斷呢?面對發(fā)問,孔子的回答既簡潔又精彩:“是禮也! ”其意是講,我是個善于提問的人,善于提問才使我真正知禮!這是發(fā)生在孔子早年的事!叭ⅰ焙蟮臄(shù)十年間,無論是教學弟子,還是答問友朋,或者與列國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歡用提問的方式來探求真知。在諸子中,孔子的影響是最大的,用司馬遷的話說,是“學者宗之”的。正因為如此,孔子倡導的提問式思維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為中華文化的好傳統(tǒng)。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chǎn)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于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qū)動思想發(fā)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我們常說,理論始于問題,科學始于問題,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學習始于問題呢?我們常說,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還要難,其價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問,敢于提問,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給我們的一份極為珍貴的遺產(chǎn)。我們著手策劃這套有關(guān)前賢先哲的叢書的時候,孔子等先哲倡導的“提問”思維模式一下激活了我們這些后學的思維。先哲們的思想是不朽的。為何不把先哲請到“前臺”進行訪談呢?他們的身世如何?他們是怎么生活和學習的?為了傳播學說,他們又是怎樣遠行千里的?說是學習,他們有沒有實際意義上的課堂?他們手里捧著的又是何種意義上的“書本”?他們四處游說的學術(shù)主旨是什么?……甚至他們穿的服飾、吃的食品、駕的車輛都會在我們的心頭形成一個個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問題。
有鑒于此,我們將這套叢書取名為“提問諸子叢書”。這里有跨越時空的對話、通俗流暢的語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見解獨特的解說、圖文并茂的裝幀、考之有據(jù)的典章、實地拍攝的文物圖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讀者能喜歡這套獨具特色的圖書。
2010年春于杭州
前 言
韓非子是我國先秦時期最后一位思想大家。他不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從一定意義上說,他也是儒、道、法、墨諸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采諸子百家學說之精華,構(gòu)建起了法、術(shù)、勢一體的中央集權(quán)、君主獨裁政治體制的框架,為秦帝國的統(tǒng)一奠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chǔ)。
毋庸諱言,韓非子不是一個政治實踐家,他甚至沒有當過一天官 ,理過一天政。他始終是一介書生。他只是憑借著自己豐富而深厚的文化學養(yǎng),憑借著孤臣孽子對時局的特殊感悟,憑借著一腔沖天的孤憤之情,為“明天”的政治進行了大膽的勾勒和設(shè)計。他要打碎那個“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韓非子?八說》)的現(xiàn)實世界。他憎恨這樣一個現(xiàn)實世界。這是一個一切都顛倒了的世界。他要把這樣一個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他知道,他那樣做會有多大的風險,他在自己的文稿中一再提到“伏王尸”而死的吳起和車裂而亡的商鞅。他知道得很清楚,那可能就是自己的前車之鑒和最終歸宿?墒,他沒有退縮,憑著一腔書生意氣,義無反顧,一意孤行。最后他受妒被害,被毒死在秦王朝的云陽獄中。
在《韓非子?五蠹》篇中,韓非悠悠然以“新圣”自喻,而在其身后又有人斥罵他“亂圣人之道”,反差之大,絕無僅有?墒,歷史是最公正的。兩千多年過去了,人們驚異地發(fā)現(xiàn),韓非的“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治吏不治民”“以刑去刑”的法治思想,總是若隱若現(xiàn)地影響著中國社會,像鼓點一樣頻頻撞擊著數(shù)代人的心靈,激勵著人們?yōu)閯?chuàng)建公平、合理、美好的法制社會而不倦奮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韓非子是永生的。
郭志坤,著名出版家,歷史學家,首屆上海出版人金獎、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獲得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曾策劃“中國斷代史系列”,主編《細講中國歷史叢書》,著有《秦始皇大傳》《隋煬帝大傳》《荀子評傳》《先秦諸子宣傳思想論稿》《中華一萬年》(與陳雪良合著)等,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和歷史學的普及工作。
陳雪良,歷史學家,副編審,致力于通俗歷史著作的寫作和歷史學的普及工作,著有《中國遠古文明之謎》《中華傳統(tǒng)美德》《中華一萬年》(與郭志坤合著)《司馬遷人格論》《細講中國歷史叢書?春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