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不承認，這種面對死亡的態(tài)度以它特有的方式繼續(xù)存在我們這一代中，這個矛盾便無法解決。此態(tài)度也許不是傳統(tǒng)對于鬼魂和幽靈的恐懼，而是對于死亡本身以及它在生活中代表的貧乏、冷酷和剝奪感的恐懼。想想我們從圣誕老人那里得到的溫柔關愛，想想我們?yōu)榱司S持他在孩子們心中那不可動搖的魅力而必須謹慎小心。因為在我們內(nèi)心深處，也總是渴望相信一種沒有節(jié)制的慷慨、一種毫無心機的盛情（即便只有一點可能），相信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nèi)，一切恐懼、嫉妒和痛苦都會暫時停止。也許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意這樣的幻想，但當其他人懷抱著這樣的希望時，至少讓我們有機會在這些年輕靈魂點燃的火焰中得到溫暖，這也說明了我們努力的理由。我們相信，若孩子們的玩具來自另一個世界，我們便可以留住我們的小孩。這其實是個秘密活動的托辭，鼓勵我們將玩具贈予彼界，好讓它們轉(zhuǎn)贈給小孩。通過這種手段，圣誕禮物成為尋求美好生存的真實犧牲品，前提是不要死亡。 
　　——節(jié)選自《被處決的圣誕老人》 
　　人們應努力證明的是，在某些文化情結(jié)中無意義的習慣在另一文化可能意義非凡。因為，并沒有一個共同標準足以評斷任何信仰體系，更談不上可因此對某個體系加以譴責；除非認為其中一種信仰（當然，就是我們的）代表了普世價值，而且可以成為舉世所依。但，我們基于什么理由可以如此認為？ 
　　人類學家經(jīng)常聽到，他們的學科注定要面臨構(gòu)成其研究領域的傳統(tǒng)文化迅速滅絕的情況。在一個標準化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追求同一種文化模式，那么留給不同者的位置在哪里？ 
　　我提到的兩個例子，女性割禮和人工生殖，都顯示了今日世界向人類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并未消除，而是轉(zhuǎn)移了。當女性割禮發(fā)生在遠方，與我們沒有任何關系的異國時，并不會令西方人的良心感到困惑不安。18世紀，像布豐這樣的作家還以冷漠的口吻談論此事。恕我直言，如果我們現(xiàn)在感到切身相關，那是因為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大量的非洲移民引進了在家進行的女性割禮。在有距離的情況下，不能兼容的習俗可能和平共存，在急劇靠近后卻相互沖突。而與割禮對比的人工生殖使我們的良心面臨難題，則是因為相反的原因：在我們的社會中，傳統(tǒng)道德和科學進展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對于其間的矛盾，我們不知是否可以調(diào)和，也不知該如何調(diào)和。無論如何，這兩者都使社會轉(zhuǎn)向人類學家尋求幫助，要求他們發(fā)表意見（但實際上并不見得采納），這顯示了人類學家一直有其實際功能。一個世界文明的誕生，將會使外部差異之間的沖突更加險峻，然而也并非意味個別社會當中就沒有內(nèi)部分歧。人類學家，正如法語所說，還有許多任務有待完成（avoir du pain sur la planche）。 
　　——節(jié)選自《社會問題：割禮與人工生殖》 
　　以數(shù)千年的標準來看，人類的熱情含混難辨。時間的長流未曾增減人類感受到的愛與恨，他們的投入、奮斗與欲望。無論是往昔或今日，人類始終相同。任意地消去十個或二十個世紀的歷史，也不影響我們對人性的認識。唯一無法彌補的損失是在這些世紀中誕生的藝術品。人類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才有差異，甚至才得以存在。就如生育出小樹的木頭雕像，只有藝術品才能證實，在時間洪流里，人類當中確實發(fā)生過一些事。 
　　——節(jié)選自《藝術家的畫像》 
　　新世界提供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例子，證明他們的習俗和我們的習俗過去或現(xiàn)在有其相似性。然而，我們并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是否曾經(jīng)移植了我們的習俗，或者相反。而在大西洋兩岸，其他相異甚至互相矛盾的習俗，幾乎都無法找到任何的自然基礎。 
　　要脫離這種邏輯的困窘，蒙田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首先是回到理性判斷，據(jù)此，所有的社會，無論過去或現(xiàn)在、遠方或近處，都可以被歸類為野蠻的，因為他們的不一致或偶然的一致性，只建立在風俗習慣上，沒有任何其他基礎。 
　　但在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將不符合自己習慣的事稱為野蠻”。然而這些信仰或風俗無論多奇特、令人驚異，甚至是令人厭惡，也并非無法在其原有的社會背景下以被合理解釋。因此，在第一種假設情況下，沒有任何風俗習慣是有道理的；而在第二種假設中，所有的習慣都是合理的。 
　　蒙田從而開啟了哲學思想中的兩種觀點，直至今日哲學家們?nèi)詿o法從這兩種觀點中抉擇：一方面，啟蒙時代的哲學批評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形態(tài)，獨尊理性社會為烏托邦；另一方面，相對主義棄絕所有絕對性的準則，認為某一文化無法評斷與它不同的其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