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入本文選的論文（或報告）是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成果。研究對象是新石器時代和歷史時期考古墓地出土的人類骨骼，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與人骨形態(tài)學和測量學密不可分。這是一門比較冷僻的學科，但要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yè)知識和工作技能。長期以來這門學科并不太受到重視，但作為與田野考古密切相關的基礎研究、特別是面對考古遺址出土大量古代人類遺骸的現(xiàn)實，這種研究絕對是不應缺少的。
　　對古代人骨的鑒定和研究可能提供某些重要的人類本身及社會行為方面的信息。如對新石器及以晚時代人骨的種族形態(tài)變異方向的調查，可了解現(xiàn)代各民族的種族屬性及其來源；對古代（特別是大型完整的）墓地出土的入骨做系統(tǒng)的性別年齡鑒定，則可對古代居民的壽命、死亡年齡的分布乃至婚姻以及家族或氏族生活的某些規(guī)則和制度進行合理的推測；對骨骼病理及營養(yǎng)狀況的考察不僅能提供某些重要的古代疾病及其特征方面的資料，而且可以推測這些疾病對古代人類健康的危害和對社會的影響；從古代居民骨骼上鑒別出某些異常變形和損傷，這可與史前居民某些特殊習俗聯(lián)系起來。對骨骼上常出現(xiàn)的各種創(chuàng)傷的觀測也可了解史前人類致傷的原因。
　　我走上這條研究道路純屬偶然。1957年中學畢業(yè)本想學醫(yī)，無意中看到一份有關人類學專業(yè)的介紹，說這個專業(yè)與醫(yī)學關系密切、又高于醫(yī)學，于是把第一志愿改成人類學。原想只有10個名額可能考不上，結果被錄取了，就這樣我走進了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人類學專業(yè)。其實，這個專業(yè)就是體質人類學專業(yè)。在改革開放已近四十年的今天大家都已知道，在歐美一些國家的綜合性大學里都設有人類學系，其下一般分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專業(yè)。這些專業(yè)雖都與“人”有關，但它們各自的研究對象、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有所不同。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乃至更早），在我國的浙江大學和其他一些大學也曾設立有人類學系但在后來進行的院系調整中都被取消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在科學教育方面全盤學習蘇聯(lián)，把體質人類學放到生物系、把考古學放到歷史系等做法都與此有關。
　　當時復旦大學生物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遺傳學家談家禎先生，人類學教研室主任是堪稱中國體質人類學開山泰斗的吳定良先生，他留學英國和瑞士獲得人類學和統(tǒng)計學博士學位，于1935年回國，先后在一些大學任教，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職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吳汝康和顏閹都曾在其手下工作過。1946年在浙江大學創(chuàng)建了人類學系和人類學研究所，并在1948年當選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校期間除學習理科的基礎課程外，也學習了人體解剖學、古人類學、人種學、人體形態(tài)學、人體測量學、統(tǒng)計學、民族志學和第四紀地質學等，期間還到杭州和北京周口店做地質和田野發(fā)掘實習。1962年畢業(yè)，與其他三位同窗被分配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當時我所在的古人類研究室的主任是聞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fā)現(xiàn)者裴文中先生，具體指導和管理我們的是研究室副主任吳汝康先生。吳先生1940年畢業(yè)于中央大學生物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貴州大學從事人類學的科研與教學工作。1946至1949年赴美在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學習，先后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先在大連醫(yī)學院任教，1956年正式調入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他對新進所的年輕人要求很嚴，一方面抓外語（當時我們都學俄語）學習，給我們指定俄語專業(yè)書進行翻譯訓練，還要求自學英語。此外要求識別各種動物化石、學習化石修理技術和制作資料卡片等。這一階段的培訓、特別是俄語專業(yè)書籍的翻譯對我后來研究新疆的人骨材料助益匪淺。
　　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十一年間，雖經歷了“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不少寶貴的時光，但在科研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收獲。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1970～1973年三次赴湖北西部山區(qū)考察，追蹤并找到了廣西以外的巨猿化石產地，摸清了它們生存的地質時代并找到了與其共生的早期人類化石；二是1968年在當時號召“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所革委會指令我負責1966年發(fā)現(xiàn)的北京猿人頭骨的研究。化石是在裴文中主持發(fā)掘下發(fā)現(xiàn)的，包括1件幾乎完整的額骨，連有部分頂骨、左側蝶骨大翼的上緣以及鼻根部和1件顱骨由枕麟的右半及與其相連的部分頂骨所組成。兩件頭骨骨片出自同一自然層，相距不到1m，從其大小和粗壯程度看二者應該同屬一個個體。因為歷史原因，當時裴文中已被剝奪了研究權，但他提示我們去找20世紀30年代與這2件頭骨骨片相距不遠同一層位發(fā)現(xiàn)的2塊稱作5號頭骨的骨片，結果證明這4件頭骨骨片同屬一個個體，將它們拼接在一起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北京猿人第6個頭蓋骨。
　　1972年國家文物局在故宮武英殿舉辦了全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的文物展，這個展覽實際上是后來出國展的一個預展。當時古脊椎所派我去參展，參展的主要文物就是上述北京猿人的第6個頭蓋骨。參加這個展覽的人員大多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古和文博單位，他們對舊石器考古和古人類方面的情況都比較陌生，要我介紹一些有關方面的知識。在我做了一些介紹后，他們都說以后發(fā)現(xiàn)了人骨就找我，這為我后來的研究擴展了材料的來源，特別是西北地區(qū)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來自考古所以外的單位。在此回顧我的研究生涯之際，我要對考古所野外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支持和幫助過我的單位和個人表達深深的敬意和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