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是什么? 為何從神之圣域,墮落為人類骯臟欲望的代言? 為何傲視凡夫俗子的游女,淪為世人唾棄的娼妓? “愛”是什么? 是一夫一妻相敬如賓,還是消除彼此的完美融合? 終極之愛會引領(lǐng)我們走向至高無上的幸福,還是墮入萬劫不復(fù)的殘酷地獄? 尾崎紅葉,坪內(nèi)逍遙,森鷗外,泉鏡花,夏目漱石,樋口一葉…… 二十位近世文學(xué)名家筆下的癡男怨女 《金色夜叉》《性欲生活》《通夜物語》《心》《濁流》《煤煙》…… 三十五本情愛故事中的愛恨糾纏 以理性之筆剖析文學(xué)表象下的幽微人心 以男歡女愛揭示日本現(xiàn)代化曲折歷程 第20回 SUNTORY學(xué)藝賞 藝術(shù)·文學(xué)部門獲獎作品
(第二章 部分)
男子的貞操
明治文壇的尾崎紅葉同樣也給我們展示了由“色”至“愛”的演變過程。他的成名作《二人比丘尼色懺悔》(1889年)的書名本身就使用了“色”這個字,乍一看給人留下一種廉價的艷俗小說的印象。甚至連紅葉的朋友們看到這個書名后也在序言中嘲笑道:“首先從字面上就令人捧腹大笑,你紅葉真是年輕氣盛,又打算寫‘好色’讀物嗎?”朋友在此所使用的“好色”一詞,不帶有古典文學(xué)的“好色”文化中所包含的肯定語氣,而是指其帶有低俗猥褻的否定意味。尼僧的“色懺悔”曾見于室町時代的御伽草子1[1]《七人比丘尼》2[2],但經(jīng)歷了“文明開化”之后,“色”和“好色”之類的詞語被剝離其文化蘊含,只留下了猥褻、低俗和輕薄等印象。紅葉試圖擺脫這種偏見,他極力地反駁道:“。∧銈儍H憑道聽途說就認(rèn)定是兼光或竹光1[3],這能作為判斷的依據(jù)嗎?原本我以‘色懺悔’為題,是想構(gòu)思出兩個妙齡尼姑在山中的草庵中奇遇后開始談古論今的情節(jié),此乃嘔心瀝血之巨著。”如此說來,倘若不用“色”,而是使用“愛”“戀愛”之類全新的表述作為書名似乎更為妥當(dāng),但他偏偏使用“色”這個詞,想必是出于“色”比“愛”“戀愛”和“love”更為讀者所熟悉的緣故吧。
雖然書名中有“色”,但其內(nèi)容卻充分體現(xiàn)了全新的“愛”的理想。其新意首先體現(xiàn)在女主人公芳野對未婚夫守實的談話之中:
所謂好女不事二夫,但先生你有好幾個戀人??這樣也可以嗎?
她義正詞嚴(yán)地責(zé)問男人與數(shù)名女性交往的事情。面對這種批評,守實做出了回應(yīng):
即便是男人,要是做了那樣的事,就叫做男妓,是身為武士不該有的行為。我認(rèn)為女子不能忘記忠義,男子不能丟掉貞操。
守實的回答果斷地否定了與多名異性交往一事,并同時提出男女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一對一的關(guān)系。從當(dāng)時男女關(guān)系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觀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明治五年(1872年),江藤新平等指出“蓄養(yǎng)小妾,與妻子同列為二等親”的習(xí)俗“不僅與天命配合之理相背,往往也破壞了家門和睦之道”,建議“自今起廢除小妾的身份,實施一夫一妻制”。但是次年(1873年)太政官駁回了這一提議。1[4]例如,華族2[5]中也有強(qiáng)制實行將小妾獻(xiàn)給宮中大臣的“蓄妾屆”的制度,可見在當(dāng)時,男性公然納妻子以外的女性為妾的一夫多妻制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rèn)可。
然而,“愛”的倡導(dǎo)者們卻對這一現(xiàn)象進(jìn)行了激烈的批判。巖本善治提出了“愛”只有在享有“平等地位”的男女之間才能實現(xiàn)。他對此闡述道,“夫妻是這天地間唯一平等的人”(《理想之佳人》),“一男一女即是永久的交往。??婚姻實則是神圣之事”(《婚姻論》),主張只有一對一的夫妻關(guān)系才是最為平等且神圣的男女關(guān)系。所謂“一男一女”“永久”的說法,正是基于明治知識分子所揭示的、立足于基督教男女平權(quán)主義的全新“愛”的理念的婚姻觀。1[6]自由民權(quán)運動的核心人物植木枝盛也論述道:“夫妻即是平等的男女,是平等組建的團(tuán)體??‘一夫一妻’難道不是人倫關(guān)系的根本嗎?”(《東洋之婦女》,1889年)他從男女“平等”的視角提倡確立“一夫一妻”制。2[7]森有禮的《妻妾論》(1874—1875年)也從早期就對蓄妾制度進(jìn)行了批判,他主張一夫一妻制。在《勸學(xué)篇》(1872—1876年)中主張“人人平等”3[8]的福澤諭吉也贊同上述觀點,他在《日本婦人論》(1885年)和《男女交際論》(1886年)中積極地闡述女性問題,同時也提倡一夫一妻制。
將同樣的信條貫徹在主人公守實身上的紅葉接受了明治知識分子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創(chuàng)造出與《春色梅歷》中的丹次郎完全不同的男性形象。丹次郎同時與多名女性交往,女人們雖有嫉妒,卻也默默地為丹次郎傾盡所有。最終,丹次郎娶了曾經(jīng)交往過的一名女子為正房、一名為妾,女人們對此并未表現(xiàn)出絲毫不滿,故事就此圓滿收尾。這個結(jié)局實際上非常接近明治時期男女關(guān)系的實際狀態(tài)。但《二人比丘尼色懺悔》的結(jié)局與其完全不同,守實明明有未婚妻芳野,卻和另外一名女性若葉結(jié)婚,但作為對芳野的補(bǔ)償,主人公最終選擇了自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不侍二主”的表述是將武士道中只能侍奉主君一人的價值觀,應(yīng)用于只能選定一個戀人的觀念之中。這種將武士道的信義應(yīng)用于戀愛觀的做法是武家社會中的一項原則,但它只適用于男同性戀,女性則被排除在外。2[9]然而,即使守實面對的是女性,他也將“男子的貞操”視為一個問題,甚至最終選擇用極端的自戕的方式來解決。這一情節(jié)的設(shè)定,可以說是將“袈裟和盛遠(yuǎn)”中的袈裟置換成了男性。1[10]如此一來,雖然拘泥于“男子貞操”的守實的身份被設(shè)定為武士,但他實際上是一位追求全新的“愛”的、忠實于“一對一”道義的“新型男性”。
在描寫這種男女關(guān)系時,用“色”這個字還是不妥當(dāng)?shù)。紅葉僅在書名中使用了“色”這個字,但他在小說中還是盡量規(guī)避。紅葉在刻畫得到“男子貞操”的芳野的心理時敘述道:“斟酌是‘愛’,怨言是‘惡’,‘愛’與‘惡’水火不容。”在此,他使用“愛”這個詞語加以表述,除此之外雖然沒有出現(xiàn)“愛”這個詞,但這一部分是關(guān)系到“男子貞操”的核心所在。另外,受父親之命而不得以與若葉結(jié)婚的守實為了向芳野“謝罪”而決定自殺,他說:“為戀愛死而無憾。”紅葉在守實和芳野彼此表達(dá)心意的場面中寫到“戀愛中最可怕的就是‘猜忌’”,其中所使用的是“戀愛”這一表述,并沒有出現(xiàn)“色”這個詞語。
……
(第七章 部分)
漱石與藝娼妓
通常評價漱石是一位刻畫符合明治新時代的“新女性”的作家。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三四郎》(1908年)中的美彌子。
“Pity’s akin to love.”美彌子反復(fù)地說。她的發(fā)音干凈漂亮。
在這短短的一句話中,美彌子作為“新女性”的特點便鮮明地展現(xiàn)出來。她是一位英語發(fā)音很地道的女性。《浮云》中的阿勢請文三教授自己英語,《魔風(fēng)戀風(fēng)》中的初野具有公認(rèn)的超群的英語能力,《稚兒櫻》中以“文明女性”為目標(biāo)的少女們也學(xué)習(xí)英語。正如有人指出:“作為文明開化的手段,英語占有決定性的比重。”1[11]在渴望掌握的西方的“學(xué)問”中,人們尤其看重能夠流利地使用英語的能力,如能做到則仿佛自己變成了西方人,這種優(yōu)越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語能力是“文明女性”身份的象征,美彌子就是其中不折不扣的一員。而且她來往于教會,也被基督教所感化。
不一會兒,響起了唱歌聲,想必這就是贊歌了。儀式是在緊閉著高高的窗戶的屋子里舉行的,從音量聽起來好像人數(shù)不少。美彌子的聲音也夾雜其中。
從農(nóng)村走出來的三四郎被美彌子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所散發(fā)的這種新鮮的“文明”的氣息,這是新時代的氣韻。這一點和《青春》中的欽哉將女學(xué)生繁看成是“明治新時代的風(fēng)向標(biāo)”一樣。用《理想之佳人》的作者巖本善治的話說,只有像美彌子一樣的女性才是“新時代的新日本人理想中的佳人”。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大多數(shù)是類似于美彌子的具有西洋氣息的人物1[12],這與鏡花所偏好的具有“日本風(fēng)”的藝娼妓截然相反。從對美彌子“叱責(zé)有艷俗趣味的東西”“當(dāng)然不同于卑劣的諂媚”等姿態(tài)的描寫中,可以窺見漱石的意圖是將美彌子的魅力定位在與“卑劣的諂媚”的煙花女子不同的類型。“進(jìn)入明治四十年代,不僅是女性一方,連男性也開始追求‘新女性’。正如有人論述的那樣,正因為順應(yīng)這種時代氛圍,諸如《虞美人草》和《三四郎》之類的小說才博得了以大學(xué)生為中心的讀者階層的異常青睞。”1[13]漱石文學(xué)作品的顯著特色之一,便是塑造出取代了藝娼妓的、具備與“文明”的價值觀相匹配的、具有近代教養(yǎng)的全新的主人公形象。
為了呼應(yīng)這種主角形象的特點,在漱石的作品中,藝妓和游女只能作為配角處在較低的地位。“都市里的藝妓也是。她們以出賣色相,逢迎諂媚來換取金錢,面對嫖客時,她們除了擔(dān)心自己的容貌在對方眼中是什么樣子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表情。”(《草枕》,1906年)漱石直截了當(dāng)?shù)氐莱鏊嚰说?ldquo;色氣”只是諂媚男人的手段,她們身上不具備任何的主體性。藝娼妓是“通常只有在男人的目光下才能自我表現(xiàn)的女性”,這種觀點與巖本善治“她們只是男人手中玩弄的木偶”(《理想之佳人》)的藝娼妓觀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色”這個詞在知識分子的用例中全部剝離了詩的感受性的意味,只具有否定意義。與藝妓“出賣色相”相反,《虞美人草》(1907年)中的藤尾被刻畫成“愛的女王”,作者將“新女性”的“愛”與藝娼妓的傳統(tǒng)的“色”截然分開,由此可見漱石的主張完全符合“文明開化”時期知識分子中典型的、模式化的女性觀。
在《哥兒》(1906年)中出場的藝妓也僅僅扮演著愚蠢的丑角。
一個藝妓來到我的面前,抱著三味線對我說:“請您唱點什么吧?”我說:“我不唱,你給我們唱一個吧!”于是她唱道:“金錢呀!太鼓呀!??咚咚鏘,咚咚鏘,咚咚鏘鏘,咚咚鏘,假如見到走失了的、走失了的三太郎。奴家也要打起鼓,咚咚鏘,咚咚鏘,四處去找我那有情郎。”她憋足了兩口氣唱完了這段曲子,然后說:“噯呀,累壞我了!”既然是累壞了,那唱個容易的豈不是更好?
在這里,“我”聽到藝妓唱出的歌詞時,想必與《浮云》中阿勢聽到母親唱清元時緊蹙雙眉的表情一樣,只能將其視為“毫無品格”的“色模樣”吧。雖然《婦系圖》和《日本橋》中的主人公是東京的藝妓,而這里所描寫的是地方的藝妓,兩者略有不同,但是漱石認(rèn)為,“二十世紀(jì)的詩趣與元祿時代的風(fēng)流完全不同。文明的詩是鉆石,是紫色的,是薔薇香、葡萄酒和琥珀杯組成的”(《虞美人草》)。因此,在他看來,藝娼妓的美只是陳腐的江戶時代的“風(fēng)流”,不符合“二十世紀(jì)的詩趣”。
誠然,漱石也有讓藝妓以令人印象極為深刻的形象出場的作品,那就是《行人》(1912年)!缎腥恕非鞍氩恐饕牟逶捴,出現(xiàn)了令二郎以及二郎的友人三澤頗感興趣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實際上就是藝妓。
……
[1]1 御伽草子: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年)至江戶初期創(chuàng)作的通俗短篇小說的統(tǒng)稱。——譯注
[2]2 《七人比丘尼》是“尼僧對自己生平的記錄,講述了他的發(fā)心”,是“為了消除罪惡的色懺悔”(折口信夫,《日本文學(xué)啟蒙》,1950年,《全集12》,193頁;《御伽草子的一個考察》,約1925年,《全集1》,530頁),揭示出上述作品與紅葉作品之間構(gòu)思的相似性。
[3]1 兼光和竹光都是日本古代著名的鍛造刀劍的工匠的名字。——譯注
[4]1 《明治文化全集·別卷》,131頁。
[5]2 華族:日本明治二年(1869年)授予以往的公爵、諸侯的族稱。十七年(1884年)的《華族令》規(guī)定公、侯、伯、子、男五爵也予列入,成為有特權(quán)的社會身份,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廢除。——譯注
[6]1 森永卓郎認(rèn)為,在日本,“癡情癥候群”的出現(xiàn)基于基督教式婚禮的普及,也受到了“戰(zhàn)后再次涌入日本的基督教的影響”(森永,1997年,74—75頁),其起源可追溯到明治時代崇尚基督教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婚姻觀。據(jù)說,一位長崎少女和僑居當(dāng)?shù)氐挠⒓A裔男子舉行的婚禮是日本歷史上的首場西式婚禮(1873年,《明治文化全集·別卷》,109頁)。此外,《處世寫真·綠蓑談》(須藤南翠,1888年)中對基督教式婚禮有詳細(xì)的描述:新郎新娘在神前宣誓:“愛他,并尊敬他”(《明治文學(xué)全集5》,344頁)。但是,基督教所規(guī)定的“一夫一妻”制并非普遍現(xiàn)象,作為“教會和國家認(rèn)可的合法的制度”,實行一夫多妻制婚姻的例子也很常見,“一夫一妻”的規(guī)定被認(rèn)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產(chǎn)物(馬林諾夫斯基,1993年,62頁)。
[7]2 《明治文化全集16》,225—226頁。“自古以來,東方人只是憑自然本能結(jié)為夫妻,哪有所謂真誠的夫妻呀。這不過是奸夫淫婦的寓所罷了”(同前),由此亦可見對“西方”的崇拜和對“東方”的批判。
[8]3 《勸學(xué)篇》,《全集3》,37頁。福澤諭吉認(rèn)為,人類應(yīng)“相互敬愛”(同前),“大名華族”與“在陋巷暗室租房居住,為當(dāng)天的衣食奔走的人”(同前)也是“平等”的。但是,在明治小說及評論中,如前章所述,頻繁出現(xiàn)“上流”和“下流”之類的表述,可見這種“差別意識”并未消減。
[9]2 關(guān)于男同性戀武士的“忠義”和“戀愛”之間的關(guān)系,見佐伯,1992年e。
[10]1 袈裟被稱贊為“不同于宮中的佳人,其品行不遜于深閨的淑女”(宮崎湖處子,《日本情交之變遷》,《明治文學(xué)全集36》,12頁),在盛遠(yuǎn)立于熟睡的袈裟一旁的場景中,有一幅題為“貞操”的繪畫(約50cmХ70cm,1901年)。
[11]1 磯田光一,《鹿鳴館系譜》,1983年,99頁。
[12]1 “有女易卜生稱號”的美彌子被人用“voluptuous”這個英文單詞來形容,同時被人視作是從“西洋畫布”中“移來”的女性;《虞美人草》中的藤尾被人比作是“克麗奧佩特拉(埃及艷后)”;《哥兒》中的麥當(dāng)娜是一位“皮膚白皙,梳著時髦發(fā)式的高挑的美人”。“漱石對西方女性的愛憎之情轉(zhuǎn)移到了他對明治日本追逐西洋風(fēng)的女性的愛憎之情上。”(平川,1991年,381頁)
[13]1 平川祐弘,《夏目漱石》,1991年,3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