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國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全國糧食短缺，到處發(fā)生饑荒，很多人被活活餓死。而此時處于黃河故道的河南省蘭考縣，更是飽受內(nèi)澇、風沙、鹽堿之患，人民生活極為困難，許多人紛紛外出逃荒。這時，上級派來的一位新任縣委書記來到了蘭考，他就是焦裕祿同志。面對蘭考縣大災(zāi)荒的慘景，焦裕祿沒有絲毫畏難情緒，反而覺得自己來對了。他說：“感謝黨把我派到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能鍛煉人。請組織上放心，不改變蘭考的面貌，我絕不離開這里！”
想帶領(lǐng)全縣人民一起治理好蘭考，首先就是要統(tǒng)一思想，尤其是干部隊伍的思想。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蘭考縣召開縣委委員會議，與會人員一到齊，焦裕祿就站起來說：“跟我走！”結(jié)果，一群干部被焦裕祿帶到了火車站。這時，大家看到了外出逃荒的蘭考百姓，老老少少，衣衫襤褸。
“是災(zāi)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xiāng)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lǐng)導(dǎo)他們戰(zhàn)勝災(zāi)荒，應(yīng)該感到羞恥和痛心……”焦裕祿沉重地對同志們說。在場縣委干部的心也深深地被刺痛了，他們明白了新書記的良苦用心。就這樣，大家痛下決心，擰成一股繩，同心協(xié)力治理蘭考。
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焦裕祿要求縣委的干部們.要帶頭到困難的村莊去，深入基層，與當?shù)氐母刹�、群眾同甘苦、共患難，跟受災(zāi)的群眾一起除“三害”。很快，一場治水、治沙、治堿的斗爭在蘭考縣全面展開。
焦裕祿身先士卒，在蘭考縣進行了細致調(diào)研，把整個縣的情況摸了一遍，對水、沙、堿的發(fā)生和變化規(guī)律有了清楚的認識，針對具體的情況，采取合理的治理措施。在這個過程中，焦裕祿不僅忙于組織、指揮大家治理“三害”，還親自參加勞動，和干部、群眾一起，將勞動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他的汗流得不比別人少，他身上的泥和群眾一樣多，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個縣委書記，群眾都把焦裕祿看成“莊戶人”。
縣委書記帶頭，干群團結(jié)奮戰(zhàn)，經(jīng)過一年的苦戰(zhàn)，蘭考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焦書記也走進了蘭考人民的心里。
焦裕祿的身體一直不是太好，慢性肝病經(jīng)常困擾著他。但焦裕祿并沒有因此而搞任何特殊化。辦公室的硬件設(shè)施全部是舊的，他自己蓋的被褥和穿的衣服、鞋子等，都是補了又補，縫了又縫。焦裕祿對別人說：“這就很好，比我要飯時披著麻布片、住在房檐底下強多啦！蘭考是個重災(zāi)縣，人民的生產(chǎn)、生活都很困難，我們應(yīng)該首先想到他們。要把這錢用到改變蘭考面貌的事業(yè)上去，用到改善蘭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有一回，焦裕祿的大兒子想去戲院看戲，可是沒有戲票，收票員不讓他進去，并問他是誰。焦裕祿的大兒子告訴收票員，焦裕祿是他爸爸。聽到這個蘭考人民無比愛戴的名字，收票員便直接讓他進去看戲了。這事被焦裕祿知道后，他立刻把兒子批評了一頓，并且讓他把戲票的錢補送過去。為此，他還特意叮囑全家人，絕不允許以他的名義占公家便宜。后來，焦裕祿專門起草了一個《干部十不準》的文件，規(guī)定任何干部都不準特殊化。
焦裕祿就是這樣，工作上一絲不茍、兢兢業(yè)業(yè)，生活上艱苦樸素、嚴于律己。
1964年春天，健康早已亮起紅燈的焦裕祿不幸被診斷出肝癌晚期。等他不得不去看病的時候，生命留給他的時間已經(jīng)不多了。然而，即使是在住院期間，焦裕祿心里想的仍然是工作，惦記著蘭考的環(huán)境治理和人民生活。蘭考縣里來人看他，他一見面就問縣里的情況，他囑咐同志們：“回去對縣委的同志們說，叫他們把我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寫完；還有，把秦寨鹽堿地上的麥穗拿一把來，讓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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