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自1038年正式建國，至1227年亡于蒙古，其間共歷10帝，先后與宋、遼、金鼎立達190年。其間各王朝之間的關系復雜而微妙，在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中，西夏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因其地處西北一隅，加之始終被中原王朝視為“蕃臣”，所以其借助中原古籍保存下來的史料極不完整，且多為間接材料。而元代修史時，又僅修宋、遼、金三史，未修西夏專史，僅在《宋史》《遼史》《金史》中各列兩卷《夏國傳》、一卷《西夏外紀》和一卷《西夏傳》作為對西夏歷史的總結，致使有關西夏的傳世漢文史料極度貧乏。與同時期的宋代浩如煙海的史料相比，西夏的傳世史料少之又少，不啻九牛一毛。因此，考古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獻價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一
一百多年以來，西夏文獻不斷出土，給西夏研究帶來了重大轉機。晚清以來有關西夏文獻的發(fā)現(xiàn)和整理，特別是黑水城文獻的發(fā)現(xiàn)，極大地改變了西夏文獻奇缺的局面，西夏文獻由資料奇缺一舉而變?yōu)槭妨戏备�。目前國內外先后出版的涉及考古發(fā)現(xiàn)西夏文獻的書籍有《斯坦因在中亞細亞第三次探險所獲中國古文書考釋》（其中所含黑水城文獻）、《俄藏敦煌文獻》（其中混入的部分黑水城文獻）、《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jīng)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其中所含黑水城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jīng)部分）》（其中所含黑水城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英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西夏文獻》、《日本藏西夏文文獻》及《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等。這些西夏文獻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及公布對西夏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是，也應該看到，近代以來新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獻雖然數(shù)量非常龐大，然而其中的文種結構、內容結構卻嚴重失衡。在文種結構上，西夏文文獻遠遠超過漢文文獻，這以黑水城所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獻最具代表性。眾所周知，考古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獻以黑水城所出文獻數(shù)量最多、內容最豐富，因此，西夏文文獻受到重視并成為黑水城文獻研究的主要領域，以至有時將整個黑水城文獻研究概稱為“西夏學”。而《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計劃出版30冊，但漢文部分只有6冊，其余全部是西夏文和其他文種，西夏文和其他文種文獻占全部文獻的比例是80%。英藏黑水城文獻當中，據(jù)謝玉杰《英藏黑水城文獻?序言》稱：雖然斯坦因在其考古報告中說只有“西夏文寫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但“實際上現(xiàn)有英國國家圖書館西夏文獻的編號4000號以上”。又據(jù)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jīng)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前言介紹“本書黑城子文書112件。黑城子文書已由馬斯伯樂刊布者共134件。其余未刊布者，大多為小碎片，又以佛經(jīng)居多，但尚有一部分社會文書、刻本殘件，有一定的研究價值，這次調查時，共得112件�！钡珪�中實際收錄釋讀為108件，非112件。從馬斯伯樂和郭鋒所刊布的漢文文獻看，多數(shù)為元代文書，少數(shù)為西夏文書，由此看來4000多號的英藏黑水城文獻，西夏文文獻至少應在3500號以上。在內容結構上，佛教內容的文獻遠遠多于世俗文獻。以黑水城文獻的編號論，黑水城文獻的全部編號是8090號，其中90%以上是西夏文，而據(jù)史金波先生統(tǒng)計，西夏文文獻中約有1500件是社會文書，佛教內容無疑占絕對多數(shù)；西夏漢文文獻中，俄藏黑水城西夏漢文文獻總數(shù)323件中，佛教文獻249件，世俗文獻74件，佛教文獻占全部西夏漢文文獻的比例將近80%。從已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獻》來看，也是佛教內容占絕對多數(shù)。其他考古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獻，其構成也與黑水城文獻相同，也是以西夏文文獻、佛教文獻為主，漢文非佛教文獻所占比例極小。例如據(jù)聶鴻音《西夏遺文錄》及《中國藏西夏文獻》統(tǒng)計，在總計20冊的《中國藏西夏文獻》中漢文非佛教文獻僅有16件左右。而兩冊《日本藏西夏文文獻》中漢文文獻僅10余件殘片，《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中漢文文獻僅7件。
這種西夏文獻文種結構、內容結構的偏重失衡，對于西夏文語言文字的研究和西夏佛教的宗教學研究而言當然是得天獨厚，天賜良機，但是對于多數(shù)領域的學科和多數(shù)學者而言無形中形成了諸多障礙，不能不說有諸多限制。例如西夏文文獻，對于多數(shù)學者來說無疑存在利用和閱讀的天然障礙，誠如李偉國先生所說：“黑水城文獻以西夏文為主，盡管經(jīng)過幾代學者的努力，西夏文這種本已消亡的歷史文字已經(jīng)被基本解讀，但畢竟能熟練掌握西夏文的學者至今為止還是不多�！庇秩绶鸾涛墨I，盡管對于氣象萬千的社會經(jīng)濟和歷史文化也能部分地、側面地、間接地反映一些，但畢竟無法滿足基本的研究需要。所以說，黑水城文獻的發(fā)現(xiàn)雖然改變了西夏文獻奇缺的局面，但文種結構、內容結構的偏重失衡仍然是制約西夏文獻滿足西夏歷史文化研究的瓶頸因素。
“物以稀為貴”，由于上述顯而易見的原因，西夏漢文文獻特別是其中的世俗文獻，對于研究西夏歷史文化和社會經(jīng)濟的作用和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史金波先生說過：“黑水城出土的社會文書，無論是漢文，還是西夏文文書，都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漢文文書不需經(jīng)過翻譯便可使用，文字上少有障礙，因此學界使用面更寬，其價值的開發(fā)，效益的發(fā)揮有更廣闊的空間。”因此任何一件西夏漢文文獻，即使是殘篇斷簡也都具有重要價值（當然，這并不否定其價值也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現(xiàn)存西夏漢文史料的不足。本書即主要以考古發(fā)現(xiàn)的西夏時期漢文非佛教文獻為整理與研究對象。
二
在考古發(fā)現(xiàn)的西夏漢文世俗文獻中，黑水城所出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因其內容豐富、價值重大，因此格外受到專家們的重視，有些受到關注的文書甚至被有關專家反復研究。例如西夏《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糜麥契》，前后有多位專家撰寫專文，早在1980年陳國燦先生就發(fā)表了《西夏天慶間典當殘契的復原》一文，將藏于英國、刊布于敦煌學資料中的黑水城所出西夏天慶年間典當殘契進行了復原，并考證研究了西夏黑水城地區(qū)的典當情況。1985年陳炳應先生的《西夏文物研究》一書又在陳國燦先生的基礎上，再一次整理文書錄文，并從民族問題、經(jīng)濟問題、契約格式和時間三個方面對這些文書進行了研究。2001年趙彥龍先生《西夏時期的契約檔案》一文也對這批文書進行了探討。2008年陳靜又發(fā)表了《黑水城所出〈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麥契〉考釋》一文，對這批文書進行了補充研究。再如《西夏天盛十五年貸錢契》，史金波先生《西夏社會》一書曾對這件文書進行過研究，杜建錄先生《黑城出土的幾件漢文西夏文書考釋》又對這件文書進行了研究，筆者也曾發(fā)表過《〈西夏天盛十五年（1163）王受貸錢契等〉考釋》一文。又如“南邊榷場使”一組文書，2006年日本學者佐藤貴保首先發(fā)表研究專文《ロシア蔵カラホト出土西夏文〈大方広仏華厳経〉経帙文書の研究——西夏榷場使関連漢文文書群を中心に》，對文書進行了校錄，并對文書書式進行了還原。2009年楊富學、陳愛峰發(fā)表了《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場貿易文書研究》一文，對文書性質、南邊榷場位置、作為西夏價值尺度的絹與干姜、河西商戶、夏金榷場貿易與物色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同年，筆者所帶研究生許會玲則專門以《黑水城所出17件西夏榷場文書考釋》為題撰寫了碩士學位論文，將英藏黑水城中的兩件榷場使文書與俄藏黑水城中的15件文書進行了綜合研究。2010年，杜建錄先生發(fā)表《黑城出土西夏榷場文書考釋》一文，對文書形成年代及所涉及地名、貨物等問題進行了補充研究，后該文又收入史金波、杜建錄《西夏社會文書研究》一書。筆者對這批文書也較為關注，先后撰寫了《西夏漢文“南邊榷場使文書”再研究——以西夏榷場貿易制度為中心》《西夏榷場使文書所見西夏尺度關系研究》《南邊榷場使文書所見西夏出口商品邊檢制度試探》等文對其進行了研究。還有西夏寫本《雜字》，先后有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孫星群《西夏漢文本〈雜字〉“音樂部”之剖析》、許文芳與韋寶畏《俄藏黑水城2822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馬德《敦煌新本ДX02822〈雜集時要用字〉芻議》、李應存《俄藏敦煌文獻ДX2822“蒙學字書”中之醫(yī)藥知識》、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飾淺談——以X.02822〈雜集時要用字〉為中心》、文志勇《從俄藏漢文〈雜字〉看西夏社會發(fā)展》、濮仲遠《ДX02822號文書再探》、王使臻《俄藏文獻ДX2822“字書”的來源及相關問題》、崔紅芬《漢文〈雜字〉所反映的西夏社會問題探析》等專門研究論文出現(xiàn)。
此外，關于黑水城所出西夏時期漢文非佛教文獻的研究論著還有連劭名《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研究》，彭向前《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再探》，余欣《俄藏黑水城方術文獻研究——以TK190〈推日吉兇法〉為中心》，杜建錄《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書考釋》，張多勇、李并成、戴曉剛《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馱、腳戶運輸文契——漢文文書與西夏交通運輸》，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漢文歷書考》《西夏的歷法和歷書》，鄧文寬《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歲（1211）具注歷日〉三斷片考》《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歲（1210）具注歷日〉殘片考》，彭向前《黑水城出土漢文寫本〈六十四卦圖歌〉初探》，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孫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韻抄本〈解釋歌義〉研究》，史金波《西夏時期的黑水城社會》，杜建錄《黑城出土的幾件漢文西夏文書考釋》《英藏黑水城馬匹草料文書考釋》，杜立暉《俄藏黑水城所出西夏光定十三年殺人狀初探》，孫繼民《西夏漢文乾祐十四年安排官文書考釋及意義》，惠宏《俄藏黑水城漢文醫(yī)藥文獻概要》，張如青《俄藏黑水城中醫(yī)藥文獻初探》，馬繼興《俄國現(xiàn)藏的中國出土古醫(yī)藥文獻》，趙彥龍《西夏契約成立的要素》《西夏契約再研究》，府憲展《敦煌文獻辨疑錄》，金瀅坤《〈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榮新江《〈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獻》等。
黑水城之外出土的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數(shù)量較少，故而研究論著也相對較少，主要有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拜寺溝西夏方塔》，聶鴻音《拜寺溝方塔所出佚名詩集考》，孫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漢文詩集研究三題》，孫穎新《賀蘭山拜寺溝方塔所出佚名詩集用韻考》，周峰《試論金朝對西部邊疆的經(jīng)略——以西夏和西遼為中心》，王堯《西夏黑水橋碑考補》，〔日〕佐藤貴保、〔日〕赤木崇敏、〔日〕坂尻彰宏、吳正科《漢藏合璧西夏“黑水橋碑”再考》，劉玉權《再論西夏據(jù)瓜沙的時間及其相關問題》，寧篤學、鐘長發(fā)《甘肅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清理簡報》，陳炳應《甘肅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題記、葬俗略說》，于光建、徐玉萍《武威西夏墓出土冥契研究》，孫繼民《寧夏宏佛塔所出幡帶漢文題記考釋》，陳國燦《烏海市所出西夏某參知政事碑考釋》等。
三
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大略而言可歸納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對研究西夏經(jīng)濟制度、經(jīng)濟活動方式、經(jīng)濟生活內容等問題提供了新材料。在西夏漢文世俗文獻中，經(jīng)濟類文獻數(shù)量最多，價值尤其突出，對于研究西夏相關經(jīng)濟問題提供了一批新史料。據(jù)統(tǒng)計，俄藏黑水城西夏漢文文獻總數(shù)323件中，佛教文獻249件，世俗文獻74件，世俗文獻占全部西夏漢文文獻的22.91%；在全部74件世俗文獻中，經(jīng)濟類文獻34件，政務類、軍事類等非經(jīng)濟類文獻40件，經(jīng)濟類文獻占全部西夏漢文文獻的比例是10%強，占全部世俗文獻比例是46%強。英藏黑水城文獻當中，可以確定為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的共計19件，其中經(jīng)濟類文獻多達12件。這些文獻為我們研究西夏經(jīng)濟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契機。例如其中的《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糜麥契》《西夏天盛十五年貸錢契》等文書，反映了民間借貸的內容、方式、書式、種類、計息等內容，幾種《賬目》《油酒漿等賬目》《雜物帳》《乾祐二年材植帳》《膠泥土帳》《裴沒哩埋等物帳》等文書所體現(xiàn)的記賬和記錄方式，都是反映西夏時期官方和民間經(jīng)濟活動方式、經(jīng)濟生活內容的重要材料，非常珍貴。又如有關西夏“南邊榷場使”的17件文書就直接反映了西夏邊境貿易、進出口貿易制度、榷場管理制度和文書制度等。除此之外，文書當中體現(xiàn)的以宋代川絹和金代河北絹兩種實物貨幣同時并用而以川絹為主的雙貨幣結算制度對于我們認識西夏的貨幣制度、結算方式以及西夏與金代、宋代的貿易關系、經(jīng)濟往來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尤其耐人尋味的是，西夏在自己的榷場交易中舍貨幣而不用，卻采用南宋的川絹和金朝的河北絹，這無疑為我們研究三者之間復雜的經(jīng)濟貿易關系提出了新課題。
第二，為研究西夏政治、軍事等領域諸問題提供了新材料。由于西夏正史的缺失，導致我們對于西夏政治、軍事制度的許多細節(jié)問題無從了解。而考古發(fā)現(xiàn)的許多西夏漢文文獻對于相關的政治、軍事等內容雖然不能起到直接材料的作用，但旁證的意義未可小覷。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西夏天盛十五年貸錢契》中有“立文字人”某某于“齊趙國□（王）處取到課錢壹”等內容，筆者曾對其中的“齊趙國□（王）”發(fā)生興趣，經(jīng)過研究之后認為這里的“齊趙國□（王）”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第3冊所收TK124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末西夏天盛十九年施經(jīng)發(fā)愿文尾題最后一句話“天盛十九年五月日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謹愿”中的“秦晉國王”類似，都屬于雙國爵封的封號，并由此推測：“在‘多與宋同’的西夏官制結構中，也有一部分與宋不同的官制成分，這些與宋不同的官制成分就至少包括了封爵制度；西夏官制在主要摹仿宋制的同時也兼采部分遼、金特別是遼代制度。”又如，同為俄藏黑水城中的《光定十三年千戶劉寨殺了人口狀》，其中“千戶”的出現(xiàn)對于我們研究西夏的軍事制度有著重要意義。杜立暉經(jīng)過研究指出“千戶”本是女真“猛安謀克”制下的一種軍職，而西夏與金朝曾長期共存，且兩個王朝都是由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官制上又都曾仿效宋朝官制建立起自己的官制系統(tǒng)，同時西夏的軍事制度中又存在如同金“猛安謀克”制中與“正軍與阿里喜”相類的“正軍與負贍”的設置，因此可以做一推測，在西夏的軍事體系中亦可能存在如同金代的“猛安謀克”制的體制，而西夏的“千戶”一職應當屬于這一體系。在這里，《西夏天盛十五年貸錢契》中的“齊趙國□（王）”及《光定十三年千戶劉寨殺了人口狀》中的“千戶劉寨”等語雖然不能作為研究西夏爵封制度及軍事體系的直接資料，但作為旁證卻無可置疑。
第三，對研究西夏社會、文化等問題提供了新材料。以俄藏黑水城中的漢文《雜字》為例，其內容豐富，涉及面非常之廣，是研究當時西夏社會生活的寶貴材料，多位學者用其對西夏社會生活各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崔紅芬《漢文〈雜字〉所反映的西夏社會問題探析》一文就對文書所反映的西夏流行色彩及佛教信仰、民族交往及商業(yè)活動、醫(yī)藥水平等問題做了探討和論述。文志勇《從俄藏漢文〈雜字〉看西夏社會發(fā)展》一文用其對西夏紡織業(yè)、牧業(yè)、水利業(yè)、酒業(yè)的發(fā)展水平進行了研究，從而使人們對西夏當時社會發(fā)展狀況有了大致了解。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飾淺談——以X.02822〈雜集時要用字〉為中心》則通過對文書中《衣物部三》的分析，指出從西夏服飾我們可以看到黨項民族從游牧到定居，從狩獵、采集到穩(wěn)定地發(fā)展農業(yè)、手工業(yè)的歷史演變。而西夏平民服飾的變化,體現(xiàn)了各民族融合及中原經(jīng)濟文化對西夏文化的巨大影響,這如實記載了西夏社會經(jīng)濟政治發(fā)展情況,體現(xiàn)了等級分明的西夏階級社會中平民深受統(tǒng)治階級的壓榨和剝削,同時也反映了社會底層平民生活的樸素、清苦與平淡。孫星群《西夏漢文本〈雜字〉“音樂部”之剖析》一文則利用其中的《音樂部》，對西夏的禮樂情況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涉及了西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我們了解西夏時期平民生活狀況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又如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六十四卦圖哥》《推日吉兇法》等占卜方術類文書的發(fā)現(xiàn)，則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易學與西夏地區(qū)民間通俗文化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當然，以上有關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資料價值的闡述未免掛一漏萬。但總體來看，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非常珍貴，是西夏文獻中比較便于解讀和利用，且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梢韵嘈牛�隨著西夏文獻研究的深入，其價值必將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識，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使用。
四
本書是2011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的子課題之一，分為整理編和研究編兩大部分。
整理編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俄藏敦煌文獻》《英藏黑水城文獻》《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jīng)部分）》《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jīng)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中國藏西夏文獻》《日本藏西夏文文獻》《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等書所收錄考古發(fā)現(xiàn)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進行的文書學整理，主要是釋錄和校勘文字，包括定名、題解、錄文、標點、校記和參考文獻等。其中有三點需要特別加以說明：一、《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所含的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在筆者《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一書中曾有收錄，故此次不再重新收錄，原書中釋錄有誤之處，本書作《〈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所收西夏文獻補釋》一文予以訂正。二、本書“整理編”對于以上各書所收錄的未判明年代之文獻，根據(jù)目前學界已有研究成果及文獻內容可判定為非西夏文獻者，不予收錄，其余則收錄于疑似文書類，但定名中不標明年代。三、本書名為“考古發(fā)現(xiàn)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但鑒于某些佛經(jīng)印施題記、發(fā)愿文及敦煌文獻中的佛教題記當中也包含有大量的世俗生活信息，故而本書對于《俄藏黑水城文獻》及《中國藏西夏文獻》中的佛經(jīng)印施題記、發(fā)愿文、洞窟題記等內容一并收入，特此說明。
本書在整理過程中借鑒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規(guī)范，對文書進行了新的定名、題解、釋錄及�？薄８鲿�中除《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部分文書之外，原編者已對文書進行了定名，但是按照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規(guī)范，文書定名應包括文書撰擬時代、文書撰擬主體、文書種類和事由等內容，而各書原編者的文書定名或只包括文書撰擬主體，或只反映文書事由，定名要素不全，內容稍嫌簡略。另外，因原編者對文書的性質判斷存在錯誤，故部分定名有誤。因此本書借鑒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規(guī)范，吸收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對所收錄文書進行了重新定名。本書的題解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各書當中介紹的文書編號、定名、尺寸、紙張材質、寫刻形式、所收錄書籍頁碼等，以盡量保存文獻的原始信息；二是盡量吸收目前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適當列出相關學者主要觀點，并加上筆者的判斷；三是列出參考文獻，將筆者所知已有研究成果詳細列出（以上三者，筆者判斷和參考文獻無則缺）。本書的釋錄則主要是依據(jù)各書所公布的文書圖版，并參考學界已有錄文，進行全文迻錄和標點。對于與原書已有錄文或學者已有研究成果所釋錄文字不同之處，則以腳注的形式在每頁下方予以說明，即為�？眱热�。有關整理的原則和要求，我們在整理編的“凡例”還要做進一步的交代。
研究編主要是匯集了課題組成員近年來研究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的論文，共計16篇。其中《閩寧村西夏墓墓主蠡測》《天�？h出土西夏文“首領印”質疑》《元代西夏遺民蹤跡的新發(fā)現(xiàn)——元〈重修鹿泉神應廟碑〉考釋》《元代唐兀人李愛魯墓志考釋》《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仁王經(jīng)〉殘片考釋》等文章研究對象雖非本書整理范疇之內，但因其也涉及西夏歷史研究，故而將其收入附錄當中。這些論文由于形成時間不同，有些行文用語并不一致，有些內容也不免重復，在收入本書的時候，我們除做了一些必要的內容增刪修飾和文字統(tǒng)一處理之外，還盡量保持原文的面貌，以反映筆者對文書認識和研究的歷程，這一點希望讀者鑒諒。
目前，我國學術界的西夏文獻研究已經(jīng)進入一個比較成熟的時期，堪稱繼敦煌學之后又一最具國際性的人文學科。尤其是近20年來西夏文獻的集中公布，中外學術界競相以西夏文獻作為研究對象，極大地推動了西夏史相關領域問題的深入研究。可以預期，對考古發(fā)現(xiàn)的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和研究，可以為學術界研究西夏歷史文化提供翔實可靠的文獻文本，有助于從廣度上開拓出土文獻研究的領域，從深度上推進西夏政治、經(jīng)濟、軍事、社會和文化的認識，有利于推動整個西夏的歷史研究和出土文獻研究學術事業(yè)的發(fā)展�？傊�，考古發(fā)現(xiàn)西夏漢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具有廣闊的學術前景，必將成為我國出土古文獻研究和西夏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