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中斷了創(chuàng)作，中斷了文學譯作，20年卻未虛度，至少，使我嘗過了生活中不能以一個“甜”字加以概括的各種滋味。而且，從1962年到史無前例的10年為止那一段以社會科學著作為主要對象的翻譯工作，又為我的文學翻譯補了必要的一課，重要的收獲之一是，懂得了和忠實相關(guān)的等值。
沒有等值概念，即使理解了，有時，在表達這一關(guān)鍵性環(huán)節(jié)上也難以順利通過，很可能表而不達。
但是，達，也可能是散文釋義式的達。而譯詩，應該不失原作之美，應該是以詩譯詩，而且一個時代應該有一個時代的譯文。在我們這個時代，應該以現(xiàn)代漢語新詩譯外國詩。于是，寫詩的實踐，又成了譯詩的準備。我譯雪萊，也因為我愛詩，譯詩這種再創(chuàng)作勞動，也能給譯者帶來一種創(chuàng)作的喜悅。
“四人幫”的覆滅迎來了我國文壇復蘇的早春天氣，我又獲得了從事文學活動的機會。當我重新著手整理譯稿時，我希望，我的譯詩能忠實傳達雪萊的意境，是雪萊詩符合漢語新詩規(guī)律的再現(xiàn)，應該力求形神兼似。
譯雪萊，而要做到形神皆似，就我的才力而論，幾乎是不可解的難題。但是，既然要譯，也就只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對于神似的理解，似乎不存在什么分歧，無非是指忠實傳達或再現(xiàn)原作以涵意為核心的意象、情致、氣勢和神韻之類，而對于形似的態(tài)度卻很不一致，有人曾以漢語和外語差異太大，形神不可得兼為理由，完全撇開原作形式，而起用從騷體、五言、七言直到詞曲之類的舊體韻文格律，后來，也有人以自由體新詩去譯有韻的外國格律詩，最杰出的代表大概應推郭沫若，這兩種嘗試他都做過。但是他的收獲所證明的并不是成功。因為無可辯駁的事實是，神以形存，失其形者也勢必亡其神。像我十分尊敬的大詩人郭沫若所譯的《云鳥曲》，就很難說是雪萊詩的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