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任劍濤

《馬基雅維里》，是一本“大家”寫“大家”的小書。
先說作者。昆廷斯金納堪稱“大家”。他早就蜚聲國際政治學界。評論者認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值得閱讀的十個作者之一。因為他在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論、時政評論等方面 序言
任劍濤

《馬基雅維里》，是一本“大家”寫“大家”的小書。
先說作者。昆廷斯金納堪稱“大家”。他早就蜚聲國際政治學界。評論者認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值得閱讀的十個作者之一。因為他在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論、時政評論等方面的貢獻，有著顯見的創(chuàng)新和獨到的闡釋，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評論。并且以他為核心，創(chuàng)立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劍橋學派，儼然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獨辟蹊徑、一開新風，堪稱典范。在中國，斯金納的盛名基本上限于專業(yè)學術圈。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研究者大有不認同劍橋學派，就歸屬施特勞斯學派的勢頭。但對讀書界來講，斯金納還是需要隆重推出的大師級人物。
次說傳主。馬基雅維里聲望隆盛，一般意義上的“大家”甚至難當其名，這似乎不必多說。但他一方面享有現代政治思想奠基者的聲名，另一方面則飽嘗邪惡導師的指責。到底馬基雅維里應該以何種形象入史、以怎樣的理論家面目示人，就成了一個問題。這也許是思想大家的趨同境遇：是大師，就得面對人們不斷的重寫，遭到不同趣味人士的理解或曲解，接受人們的崇敬禮贊或嚴厲指責。而斯金納以大家眼光，重新書寫馬基雅維里，就是想為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正本清源，還其真實面目。
“大家”寫“大家”，似乎應該以如椽巨筆，寫成皇皇巨著。否則，就與作者和傳主的身份地位不太相稱。但斯金納這本《馬基雅維里》實在是一本小書。小書，是就其篇幅來講的。不到十萬字，就將開現代政治思想先河的大師“打發(fā)”掉了。這樣的篇幅，對馬基雅維里這樣的思想家來說，實在是有些小得可憐了。斯金納以這么小的篇幅評說馬基雅維里，一者與作者的約稿方要求有關，二者也與他不憚其小、申論宏旨的書寫定位有關。因此，這本篇幅甚小的書，容量極大，完全可以納入思想家評傳的經典之列。
斯金納這本書有三個值得讀者高度關注的重要貢獻。
一是他確立的政治思想史敘事進路。別看這是本篇幅很小的書，但它貫穿了劍橋學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意識。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劍橋學派以兩個拒斥為先導，立定自己獨特的思想史方法：一是拒斥那種思想史家以自己的主觀價值偏好理解歷史上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避免偏離文本與時代，曲解思想家的思想。二是拒斥單純以一個政治思想家的時代氛圍來理解其思想的進路，杜絕矮化思想家，做大時代反應，將思想家僅僅當作時代符號。兩“破”為一“立”：劍橋學派主張，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語境中的思想。所謂語境，不僅指思想家所處時代、付諸行動這個大語境，而且也指思想家著述這個思想小語境，更指思想家與時代互動呈現在著作中的整全語境。于是，劍橋學派，尤其是斯金納，重視文本解讀、語言分析、行動導向、概念清理、修辭手段的綜合研究。
以這種看起來更為健全的方法作為指引，劍橋學派的旗幟性人物斯金納，在對傳主馬基雅維里做評傳之時，確實比較有效地避免了兩個陷阱：一是像施特勞斯學派那樣以自己的主觀價值偏好，對馬基雅維里這樣的研究對象進行詆毀謾罵。二是像流行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流范式那樣，將馬基雅維里這樣的思想家處理為現代政治興起的象征符號，似乎思想家僅僅是時代與社會的應聲蟲。在斯金納筆下，馬基雅維里的形象就此豐滿起來。一個劍橋學派最值得重視的研究對象，最有力反映思想與行動互動的傳主，活靈活現地浮顯在他的筆下。
這本書的第二個貢獻是，斯金納對馬基雅維里進行了有效的歷史還原、形象重塑，完成了他確立的“重覓過去”的研究任務。本來，這是一本篇幅甚小的書所難以完成的任務。因為，馬基雅維里的著述不少、思想豐富、經歷復雜，如果要面面俱到、夾敘夾議，還真是需要很多篇幅才能竟功。加之斯金納又確立了那么剛性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此方法來處理像馬基雅維里這么適中的對象，細部的展開，也許更容易展現其方法的精妙。但斯金納的功夫就是了得。即便篇幅限定了，也不妨礙他將其特殊方法悉數動用起來。
斯金納書寫馬基雅維里，首寫人生重要經歷，次寫重要著述要點。寫人生經歷的時候，將思想與行動連貫起來，讓人們對馬基雅維里的所思所想有所期待，做好理解他思想的心理預期。在概述他重要著作的時候，斯金納將之與傳主的個人經歷、國家處境、時代狀況、外交關系諸因素貫穿起來，其所思，其所行，水乳交融。這就避免了要么流連于思想家著述的字里行間，望文生義；或者執(zhí)著于時代背景，小看了思想家的觀念創(chuàng)制能力。
馬基雅維里之所以一開現代政治思想風氣，與他的特殊經歷具有密切關系。說起來，馬基雅維里并不是一個力斷眾流、首開新潮的人物。他有著那個時代所有重要人物的共同特征：在人文主義氣氛甚為濃厚的佛羅倫薩，其人文修養(yǎng)功夫甚好，這為他晉身政界提供了臺階。同時，他對意大利的統一建國，縈懷于心，對內思考政治整合，對外比較國家建構，視野甚為廣闊，行動導向極其明確。這樣的高層經歷，恐怕也是馬基雅維里足以洞穿政治的決定性條件。加之，他從高層政治摔下來，墮入民間，緊張的教訓歸納，與重出江湖的應急考量，讓他著力制定了再次躋身政界的對策性建國方案。不過好運不常，馬基雅維里以政治生涯而輝煌，也因政治經歷而深沉，但最后則因政治失意郁郁而終。但正是因為他與政治的終生糾纏，才足以深刻領悟政治的真諦。斯金納開篇對之的敘述，就將馬基雅維里足以掀動現代政治思想革命的時代大背景與個人小處境，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個理論政治家與實踐政治家錯位交疊的馬基雅維里立體形象，就這么呈現在人們面前。
斯金納在敘述馬基雅維里的生平、經歷后，對他三本重要著作進行了縷析。無疑，馬基雅維里之成為馬基雅維里的理由，首先在于他撰寫了《君主論》。下決心成為“君主智囊”，是他寫這本現代政治學開創(chuàng)性著作的最強勁動力。這本書讓馬基雅維里蒙受了邪惡導師的污名。斯金納經過分析，認為這一指責過于嚴重�？紤]到馬基雅維里所處時代的人文主義風氣、他的政治實踐經歷，他之所以鮮明推崇君主臨機應變的政治化舉措，實在是當時政治的發(fā)展需要正當化時運之上的德性。這里的德性，不是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學意義上的美德，而是一種審時度勢、當機立斷、與時俱進的綜合能力。人文主義重視時運，馬基雅維里視其為迂遠。在建國之際，人們豈能采取治國之時的政治方略。尤其是關乎國運的君主，德性要講，政治能力更為重要。斯金納特別強調，這是馬基雅維里經歷佛羅倫薩共和衰亡給他的深刻啟迪。這哪是一般和平狀態(tài)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能理解的主張。那些單純幼稚的古典學家，在這里，就像馬基雅維里時代的人文學家一樣，露出不懂政治的怯懦來。
馬基雅維里的研究者，常常以他思想的另一面為他開脫邪惡導師的指斥。在《君主論》之外，他的另一本著作《李維十論》（本書中譯為《論李維羅馬史前十卷》），被人認讀為反映了馬基雅維里政治理想的作品。在這本書里，馬基雅維里表現出對古典共和主義的偏愛，似乎這才是他涉論建國的理想寄托。在斯金納看來，這本書乃是一本著述宗旨與《君主論》完全一致的作品。只不過，兩書的落筆重點，略有不同而已：如果說《君主論》主要是提請君主注意，運用政治手段強力建構國家是其要務的話，那么，《李維十論》不過是借助羅馬史學家李維的著作，來申發(fā)如何可以成功建構強大國家的想法。馬基雅維里兩本重要著作的宗旨，其實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有力矯正了馬基雅維里研究中將兩者對立起來分析的習慣性思路。
馬基雅維里認為，共和建國，基點應落在古典的集體自由上面，重點應落在建國者對時運與德性的綜觀把握能力上。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為自己民族創(chuàng)制強大國家，那不過是一種運氣。而再造國家的政治家，應當開創(chuàng)一種更具有延續(xù)性、足以整合平民德性的法治體系。這樣才能杜絕國家的朽敗，保證國運昌盛、歷久不衰。而足以維護國家時運與德性的適時匹配，在政體上莫過立于自由的混合政體。著眼于此，《君主論》的主題便得到深化與拓展。斯金納就此成功地彌合了分裂的馬基雅維里形象。
斯金納的這本書，主要篇幅都在縷述《君主論》與《李維十論》中蘊藏的馬基雅維里政治思想。在對之條分縷析，力辟流俗之見，展現馬基雅維里思想全貌之后，他用十來頁的篇幅，評述了馬基雅維里晚年的重要著作《佛羅倫薩史》。這部著作的嚴格歷史學意義是不足的。但之所以單獨拿出來品評，是因為這部著作體現了馬基雅維里關于建國的一貫思想：杜絕國家的朽敗，尋求對內激活政治體能量的沖突，確定對外的軍事擴張戰(zhàn)略，以保持國家的生機活力。尤為關鍵的是，對馬基雅維里而言，撰寫這部授命而作的歷史作品，事關他的家鄉(xiāng)情懷。在斯金納看來，馬基雅維里的政治思想時時處處游蕩著一個幽靈—佛羅倫薩，這個城邦的興盛與衰敗，是激發(fā)他政治思考靈感的源頭活水。這也許是斯金納不得不花費一些筆墨處理這本書的緣故所在。
斯金納在馬基雅維里的著作中選取《君主論》、《李維十論》和《佛羅倫薩史》進行專門討論，絕非無意之舉。他自陳，選取這三本書討論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是因為三本書恰好呈現了馬基雅維里政治思考緊密關聯的三個方面：“《君主論》是希望向君主進諫，如何通過建立‘偉業(yè)’贏取榮耀，《論羅馬史》（即《李維十論》—序者注）是力圖解釋某些城邦為何‘能夠崛起’，羅馬為何能脫穎而出，成為‘超級強權’，創(chuàng)立‘輝煌功業(yè)’�！倍�《佛羅倫薩史》在全力闡釋一個城邦或國家如何可以避免朽敗，走向衰亡。三本書的主題是內在呼應的：確立建國任務，刻畫建國典范，避免建國誤區(qū)。斯金納以簡明扼要之筆，描摹了完整的馬基雅維里政治思想圖像。
斯金納這本書第三個方面的貢獻是，在重塑馬基雅維里形象的細節(jié)上進行的精到分析與準確刻畫。如果說全書的宗旨是論述馬基雅維里政治思想旨在處理國家建構中的時運與德性關系的話，那么，斯金納在一系列具體論述中，澄清了對馬基雅維里的種種不當論斷。他確信，政治思想史家是“記錄的天使，而不是殺人的法官”。因此，還原馬基雅維里之為馬基雅維里的真實語境，就成為他不懈努力的目標。他堅決拒斥施特勞斯學派那種將馬基雅維里視為邪惡導師的血口噴人，試圖以更為寬容的態(tài)度對待馬基雅維里推崇君主骯臟政治手段的主張，并且嘗試理解馬基雅維里這種主張的個人經歷、時代處境、國家命運、國際政治諸方面的思想動力�；�于此，他在全書的具體論述中，隨時呈現出為馬基雅維里清污的努力。
這樣的清污，在書中處處可見。開篇，斯金納就明白無誤地指出，他寫馬基雅維里，就是要在古典哲學和文藝復興哲學的思想語境、16世紀初意大利城邦生活的政治語境中，領悟他的所思所想。接下來，在全書的具體論述中，斯金納先是將馬基雅維里放到他生活的社會中，描述他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政治狀態(tài)。清理他心儀和討厭的古今政治家，分析他打過交道的政治家及其得失，凸顯了馬基雅維里之所以切入政治思想世界的綜觀動力。在解析馬基雅維里的兩本重要著作的時候，斯金納澄清了馬基雅維里那個時代關于運氣與德性的復雜含義，這就有助于人們準確理解馬基雅維里討論建立國家與繼承國家的劃分、區(qū)隔和貫通時運與德性的進路、追求物質與尋求榮耀的劃分、重視美德與推崇權謀的不同立意。人們也許會理解，馬基雅維里對根本美德與君主美德刻意嚴加區(qū)分的意圖，絕不在淺層的權謀，而在深層的政治寓意。在馬基雅維里一生中，他總是處在古典人文主義的精神氛圍和共和主義推崇美德的政治取向牽引中，但他對權謀詭詐之術的倡導，旨在表明自己試圖為真正“政治的思考”開辟一條通路。為此，他提倡君主不講道德，主張國富民窮，力推貧富沖突，狂熱要求建立公民軍隊，推崇對外擴張，因之掀動一場政治思想上的“馬基雅維里革命”。
這場“馬基雅維里革命”，其實是一場矯正當時人不做“實際上”要做的事情，非要做“應該做”的事情的時風的革命。這場革命，讓人們意識到，人文主義所主張的那一套東西，是一種單純幼稚的東西。對一個處在建國關鍵時刻的國度來講，一味地對建國者即君主灌輸美德，其實是相當不理性的、災難性的做法。從美德的視角看，為善的優(yōu)先性自不待言。從政治的角度講，當時勢不允許行善的時候，就該當機立斷，下定為惡的決心。這是一個把握國運的君主必須具備的、審時度勢的能力。否則，就會像馬基雅維里家鄉(xiāng)的政客們一樣，在共和國面臨危機的時候，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由此，他畫出了自己與古典人文主義以及古典共和主義的重要界限：在適時的時候，放棄德性，堅持理性。這對主政者即君主來講，以獅子的兇猛和狐貍的狡猾雙重手段，對付復雜的政治局面，把握建國與治國的要領，乃是決定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正是基于這樣的冷峻理性觀念，君主才足以把握建國時運，也才能在治國之時，掌握臣民敬畏與仇視的兩個端點，有效供給國家秩序。
“馬基雅維里革命”，乃是一場政治理性對道義邏輯的革命。這對一切單純崇尚美德傳統的人來講，確實是一場無法接受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站在現代建國的歷史起點上，馬基雅維里及時掀起了這場革命，而為現代國家打開了歷史閘門。在馬基雅維里的思想中，不是不講道德，而是不講具有無條件優(yōu)先性的道德；不是不重視美德的地位與作用，而是拒絕將道德置于一切事務的前置地位，將之視為一種后置的結果。這是斯金納在書中沒有直接得出的結論。但可以從他對“馬基雅維里革命”的語境縷析中推導出來。
這就是斯金納此書“重覓過去”的最大貢獻：現代政治思想的生成，原來并不是馬基雅維里個人的偏好，而是政治觀察的深刻洞見。施特勞斯學派對馬基雅維里的憤憤然，原來是因為也期待政治洞察力的他們，不太理解馬基雅維里的苦心孤詣所指，有慮及此，似乎完全可以釋然放下。
大師小書，值得精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