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來自波蘭的第一批移民取道土耳其到達巴勒斯坦，從而揭開了第三次“阿利亞”（1918-1923）的序幕。這次來的移民中青年人占多數，大多數是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者，能夠說希伯來語，并且作好了在巴勒斯坦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思想準備。這一期間，共計有3。7萬多猶太人合法地移居巴勒斯坦，建立了31個新居民點。
　　第四次“阿利亞”從1924年開始，主要原因是波蘭開始出臺限制猶太人的政策，而美國也通過新移民法限制猶太人人境。與前幾次“阿利亞”不同，這次來到巴勒斯坦的不是以開荒的體力勞動者為主，而是從華沙等大城市來的中小工商業(yè)者。他們都帶著一定的資產來到巴勒斯坦，開始在新的家園經商創(chuàng)業(yè)。他們大多涌入特拉維夫、海法等沿海城市，因此有人稱第四次“阿利亞”是“城市阿利亞”，從1924年到1926年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達到6萬人。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掀起反猶狂潮，這一年涌人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多達3萬人，其中多數來自德國，出現了第五次“阿利亞”（1932-1939）。這些人實際上已經成為難民，而非一般移民。到了1934年和1935年，更多的德國猶太人為了逃脫納粹的迫害逃離德國，涌人巴勒斯坦。從1932-1936年的5年時間里，約有20萬猶太人涌人巴勒斯坦。至此，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園基本形成。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已經達到60萬人。
　�。ㄈ┘{粹大屠殺對猶太文明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的反猶太主義又一次抬頭。在波蘭，政府公然制定歧視猶太人的經濟政策。在蘇聯，在“十月革命”后，猶太人的境遇有所改善，反猶主義被宣布為非法，所有猶太人都獲得自由平等的權利，一些猶太人還擔任了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但是，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和一些猶太裔領導人如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加米列夫等被定為反革命，俄國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又開始上升，這使得蘇聯境內幾百萬猶太人再次陷入困境。這時期的反猶思潮既繼承了傳統(tǒng)反猶太理論中的種族歧視、宗教偏見，又表現出一些新特點，其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將反猶與反共結合起來。蘇聯“十月革命”和其后爆發(fā)的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使得一大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猶太精英被推上了革命領導人的位置，一些反共理論家炮制了一個“猶太一布爾什維克主義”，竭力利用基督教歐洲的反猶傳統(tǒng)來反對共產主義。由于具有強烈的反共色彩．19世紀20年代以后的反猶運動必然向右翼極端勢力靠攏，最終不可避免地與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同流合污。1933年，希特勒正是利用反猶反共的法西斯旗號取得德國的政權，上臺后就迫不及待地發(fā)動了反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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