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熱·齊澤克是一個哲學家。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哲學家，因為他不斷地冒著讓哲學變得好玩的風險，以這樣一種魯莽的娛樂的方式來思考和寫作。由于快樂地摒棄了批判性思想典型的與世隔絕的氛圍，齊澤克的方法是狂熱的和爆炸性的。他踩著腳跟旋轉，在某一刻斥責當代生活的政治冷漠，又在下一刻說起一個認為自己會被雞吃掉的人的笑話，然后解釋《生死時速》（Speed）中基努?李維斯（Keanu Reeves）的道德英雄主義，暴露偉哥藥丸的哲學基礎，并最終揭示基督教對馬克思主義的悖謬價值。如此一來，齊澤克掐住了精神分析和哲學的頸背并迫使它們直面日常生活。因此，英國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43—）已把齊澤克描述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出現(xiàn)的在精神分析界，誠然也是一般文化理論界的最令人敬畏的杰出倡導者”（Eagleton 1997：4）。
　　齊澤克“令人敬畏的杰出性”的基礎是他的驚異。因為齊澤克自己就充滿了驚異。事實上，他不斷地感到驚異：“為什么”，他驚嘆道，一切都像“那樣”？當然，齊澤克的驚異是一種策略。然而，這是一種必要的策略。因為他認為，正是一種探詢的警覺的形式構成了批判性思想本身的基礎：“哲學”，齊澤克主張，“始于這樣的時刻：我們不簡單地接受既定存在的東西（‘就像那樣！’、‘法則就是法則！’等），而是提問我們所遭遇的事物作為實質的東西如何同樣可能”（TWTN：2）。帶著一個孩子問父母天空為什么是藍色時的全部狡詐，齊澤克追問一切被錯認為是智慧的東西：關于我們是誰，我們在做什么并且為什么做它。本書將試著介紹齊澤克所問的問題以及他所給出的回答。
　　當齊澤克顫栗（我們不必）：大眾文化和哲學？
　　齊澤克作品的一部分誘惑在于他對流行文化和日常經驗的分析，正如他承認的，道路，“論證的理論路線是由許多來自電影和大眾文化的例子，由不時危險地靠近好品味之界限的笑話和政治趣聞，維持的”（TZR：viii）。和某種以相當緊縮而平穩(wěn)的語調歌唱死亡與高潔詩歌之極致的哲學相反，這樣一種路徑是極其吸引人的。然而，同樣迷人的是他在作品中越過“好品味”之界限并結合日常的方式。因為，正如齊澤克認為的，他對廁所和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討論所產生的一種稍稍令人討厭的享樂之印象其實標志著“思緒的一種‘機械’部署，它帶著對所謂的人文關懷之病理學的一種絕對的冷漠，來遵循它的線路”（TZR：viii）。
　　例如，當齊澤克評論電影《異形》（Alien）中的洞穴時，如“這個洞穴喚起的子宮—陰道的聯(lián)想幾乎是過于闖入性的”（SOI：79），這里的“幾乎”一詞就指明了貫穿其作品的位于冷淡的、不帶情感的理論家和他為之寫作的讀者之間的明顯的裂縫。如果“子宮—陰道的聯(lián)想”是“過于闖入性的”，那么，對誰而言，它們恰恰是“過于闖入性的”呢？答案當然是我們——齊澤克的讀者。他冒險用這樣的評論來讓我們避而遠之——它過于情色，過于接近一種淫穢。但同時，對齊澤克那樣的冷淡的理論家而言，它又不是一個過于情色的比喻，在這個理論家看來，每一片文化的碎屑，不論對其讀者的敏感性而言是多么的駭人，都是理論磨坊中的谷物。
　　所以，“幾乎”指明了齊澤克作品當中的一道裂隙——它是一個顫栗之點：一個認可并承擔其讀者之敏感性的齊澤克，在另一個把理論點視為唯一重要之事而不拘細節(jié)的齊澤克身上顫栗著。齊澤克風格的詭計在于，他，可以說，是為我們，替我們，而顫栗，從而允許我們沉迷于其政治錯誤的評論所帶來的享樂中，并擺脫了它們通常所誘發(fā)的罪感。仿佛他說，“當然，我和你一樣認為這種關于廁所、SM和勃起的談論是絕對淫穢的，但我們有義務把生活的所有方面理論化�！比绱艘粊恚�齊澤克讓他的書在閱讀上變得令人愉悅，因為他已經把我們從通常以罪感的形式依附于享樂的自我譴責中釋放出來了。
　　所以，上述句子中的“幾乎”就充當了他所謂的“拜物教式的否認”（fetishistic disavowal）——他知道他所說的東西“過于情色”，但他還要說。有一種和這樣的否認近似的修辭手段，叫作“故抑其詞”（apophasis）。故抑其詞是這樣的策略，即通過說你不會提到一個話題而提到了它——例如，“我絕不會加入有關首相之不忠的討論”。故抑其詞就這樣明確地表達了話語當中的一個洞。通過說你不會提到某個東西，你描繪了你不會提到的東西的輪廓�？梢哉f，你描繪了你言語的界限或視野。在對大眾文化以及生活的所謂更加俗麗的方面進行理論化的過程中，齊澤克關注的就是傳統(tǒng)哲學的界限——傳統(tǒng)哲學聲稱自己不會談論的東西，諸如手淫和梅爾?吉普森（Mel Gibson）。
　　那么，齊澤克的主旨，乃是哲學話語當中的洞。那是為了建構理論的固有話題而往往從理論領域當中被排斥出去的東西。然而，這種表面上僭越的實踐，只有從一種完全保守的視角，即正統(tǒng)哲學本身的視角出發(fā)來實施的時候，才是有效的。如果齊澤克只是分析了文化的碎屑而沒有一種嚴格的哲學觀點，換言之，如果他的理論和他的主題一樣的“低級”，那么，整個的計劃就會枯燥無味——我們會漠然視之。齊澤克作品的首要魅力恰恰源于各個語域的混合，源于他說出了哲學不應該說的東西。這類似于19世紀中期，諸如法國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1821—1867）這樣的作家開始運用“通感”（synaesthesia）的方式。通感是在一種感覺的描述中使用和其他感覺相關的概念，例如“我聽到了藍”或“我響亮地看見事物”。只有在浪漫派詩人已讓個體感覺的描述顯得無趣而平凡的背景下，通感才將自身確立為一種實踐。
　　齊澤克作品中高級哲學和低級文化的混合本身就是一種通感，是不同類型話語的調配，目的是讓它們顯得與眾不同。
　　但這里不應被忽視的一點是，認為哲學不應說出它不應說的東西的視角，事實上，是齊澤克著作的讀者群的視角，也就是我們中間那些對“哲學是關于什么的”持有一種既定觀念的人的視角。在其對象面前，哲學本身是冷漠的。而這樣的冷漠，這樣的視點，恰恰是冷酷而超然的齊澤克的視點，對他而言，“幾乎”就是不相干的。那么，哲學的故抑其詞，其“官方”話語當中的洞，不是由哲學，而是由我們建構出來的。通過用他對大眾文化的不斷指涉來污化哲學，齊澤克事實上凈除了哲學讀者的“正統(tǒng)”偏見，用一塊無所逃避的領域來使之復興。在這個意義上，齊澤克理論的顛覆性特點就源于它比正統(tǒng)理論還要正統(tǒng)。齊澤克帶著一種哲學本身并不想要的確信，承擔了哲學的使命。他嚴肅地對待哲學，而他對曇花一現(xiàn)的文化的討論則是這種持續(xù)的嚴肅性的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