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審判奧斯維辛” 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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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在閱讀這份審判記錄時，必須牢記一點，即奧斯維辛是為了那種行政性屠殺而建立起來的，這種屠殺活動將要根據(jù)最嚴格的法律和規(guī)章來實施。這些法律和規(guī)章是由那些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制定下來的，而不管怎樣，看來他們要排除——可能他們就是打算要排除——所有個體的自發(fā)性。對數(shù)百萬人的滅絕被精確計劃，它就像一臺機器那樣運作：來自歐洲各地的囚徒；站臺上的篩選，以及接下來對其中健壯者的再篩選；分類（所有老人、小孩和帶小孩的母親要立即被毒氣毒死）；人體試驗；由“囚犯看守”、小頭目和操作滅絕設施并占據(jù)特殊位置的囚犯突擊隊構(gòu)成的體系�？雌饋砻考�事都被預見到了，而且也是可預見的——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然而，從官僚政治的算計中產(chǎn)生的東西卻恰好與可預見性相反，它是完全任意性的。用沃肯（Otto Wolken）博士的話來說——他以前曾是一名集中營囚犯，現(xiàn)在是維也納的一名內(nèi)科醫(yī)生，是第一個證人，也是最好的證人之一：所有的事情“幾乎天天都在改變，這依賴于主管的官員，依賴于點名的官員，依賴于一個區(qū)的官員，依賴于他們的情緒”——而事實表明，首先依賴于他們的情緒。“一件兩天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就能夠發(fā)生……一個同樣的工作細節(jié)，有可能致死，也有可能是一個相當令人滿意的事件�！币虼�，醫(yī)務長官有一天心情好，就萌發(fā)了為康復期病人建立一個專門區(qū)域的念頭；兩個月后，所有康復期病人又被集中送進了毒氣室。為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所忽視的是，horribile dictu，人的因素。而使這種因素如此恐怖的恰恰是這個事實，即這些惡人絕非那種病理意義上的虐待狂（這一點可以通過他們在正常環(huán)境下的行為充分地被確證），況且他們也根本不是在此基礎上被選擇到他們可怕的崗位上的。他們來奧斯維辛或其他相似的集中營的原因只是在于，他們因為這種或那種原因不適合軍事任務。
　　初讀這份審判記錄，人們很容易陷入各種籠統(tǒng)的概括，例如，一般的關(guān)于人類的邪惡本性、原罪、人類天生的“進攻性”等等的概括——以及具體關(guān)于德國的“國民性”的概括。要忽視如下這些并不常見的例子，那既容易又危險： 有人告訴法庭，“一個‘人’多么偶然地來到集中營”，看了一眼就匆匆離開了，“不，這可不是我要待的地方”。與人們在審判前普遍持有的觀點相反，靠各種借口逃離集中營，這對黨衛(wèi)軍成員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也就是說，除非有人太倒霉，撞到像埃米爾芬堡這樣的人手里，這個家伙時至今日仍然認為，有些人連射殺婦女兒童的體能都沒有，對這種“罪行”判處“從監(jiān)禁到處死”的各種懲罰，這是完全正確的。相對于待在集中營幫助那些囚犯，以及冒著那種被控告“幫助囚犯”的巨大危險，聲稱“膽小”顯然危險要小。因此那些一年到頭待在那里并且不屬于那少數(shù)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英雄的人，就代表了某種對人群中最壞的因素的自動篩選。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去研究任何有關(guān)這些事情中的百分比問題，但如果我們把虐待狂的這些公開行為看作由十分正常的人犯下的（在正常生活中他們絕不會在這些事情上與法律發(fā)生沖突），那么我們就要開始對那許多普通公民的夢想世界感到疑惑了，這些普通公民可能也并不缺少這樣的機會。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在奧斯維辛，每一個人都可以自主決定自己要做好人還是惡人”。但人們現(xiàn)在卻不敢再相信它了。（現(xiàn)今德國的正義法庭既不能給好人以正義也不能給惡人以正義，這不是很奇特嗎？）而這種自我決定決不依賴于自己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或德國人；它甚至也不依賴于自己是否是一名黨衛(wèi)軍成員。因為在這種恐怖的中心，有一位奧伯沙爾菲赫弗拉克（Oberscharführer Flacke），他曾建立了一個“和平孤島”，并且他不愿意相信，就像一名囚犯告訴他的，最終“我們都會被殺掉，沒有見證者可以被允許幸存下去”。對此他回答：“我希望我們中間會有足夠多的人去阻止那樣的結(jié)局�！�
　　雖然從病理上說,被告都是正常的，但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的主要人類因素是虐待狂，而虐待狂基本上是與性有關(guān)的。人們懷疑那些被告面帶微笑的回憶，他們興奮地聽取對那些行為的復述（這些行為有時候不僅讓證人而且讓陪審員流淚并感到驚恐）；人們懷疑他們對那些人的鞠躬甚為可疑，這些人曾經(jīng)是他們無助的受害者，現(xiàn)在則出庭證明他們的罪行并指認他們；人們也懷疑他們那種在被指認出來（盡管是要遭控告的）和被記住時所表現(xiàn)的喜悅；并且懷疑他們那自始至終反常的快樂： 人們懷疑，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對強烈的性興奮的甜蜜回憶，也表明了公然的傲慢。博格不是用中世紀情歌中的一句“你屬于我”來迎接一名被告嗎？（你屬于我/我屬于你/這你應當知悉[Du bist mein/ Ich bin dein/ des solt du gewiss sein]）——這是一種風雅，是像卡杜克、施拉格、巴利茨基和貝德納雷克這種近乎文盲的暴徒幾乎擺不出的文雅。但如今在法庭中，他們的表現(xiàn)卻一模一樣。從證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那“嚴酷的審訊”儀式中，在那當他們?nèi)サ锉�時要戴上的“白色手套”中，在那為博格和羅馬尼亞藥劑師卡普修所擅長的關(guān)于他們自己是魔鬼化身的吹噓中，一定有一種巫術(shù)和可怕的、放縱的氣氛�？ㄆ招奘撬麄冎械膼耗А�—他在羅馬尼亞曾被缺席判處死刑，而現(xiàn)在在法蘭克福被判處九年徒刑。隨著奧斯維辛的崩潰，他定居德國，建立了他的事業(yè)，而現(xiàn)在卻控告了他的一位“朋友”，聲稱他的這位朋友使證人偏袒他自己。法蘭克福審判中遭遇的不幸對他的事業(yè)并無損害；就像希彼勒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在《觀察家》中報道的，他在格平根的商店“比以往更紅火了”。
　　就奧斯維辛中的人類因素來說，居第二位的肯定就是那種喜怒無常了。有什么會比情緒變化得更快、更頻繁？一個徹底屈服于情緒的人，他的人性中還能留下什么？處在不斷運來的、無論如何都注定要被處死的人的包圍之中，那些黨衛(wèi)軍成員實際上能夠為所欲為。當然，這些不是像紐倫堡審判的被告那樣的“主要戰(zhàn)犯”。他們是那些“大”罪犯的寄生蟲。而當人們看到他們時就會懷疑，與他們今天控告的那些造成他們不幸的人相比，這些人是否更好。一方面，納粹通過他們的謊言把地球上的渣滓提升為人民的精華；另一方面，那些遵從納粹的“剛健”理想生活并且仍然以此為榮的人（確實是些“精明的家伙”），實際上就像果凍一樣軟弱。他們不斷變化的情緒看起來好像吞噬了所有實質(zhì)的東西——即如下品質(zhì)所顯現(xiàn)出來的清晰外表：個性、善或惡、柔和或粗魯、一個“理想主義的”白癡或玩世不恭的性變態(tài)。受到最嚴厲判決——死刑加上八年勞役——的貝德納雷克，有時會給孩子們分發(fā)香腸；在表演了他把囚徒踐踏致死的專長之后，他回到房間開始祈禱，因為他那時剛好處于那種心緒。把成千上萬人帶向死亡的那位醫(yī)務官，也會救起一位曾在他的母校學習并因此勾起他對青年時代回憶的婦女；可能有人會送鮮花和巧克力給一位分娩的婦女，盡管她第二天早上就會被毒氣毒死。被告漢斯斯達克（Hans Stark），那時還很年輕，曾經(jīng)挑選了兩名猶太人，命令小頭目去殺死他們，然后他又向這小頭目展示應該怎樣做；而為了作演示，他又殺了另外兩名猶太人。但另一次，他指著一座村莊對一名集中營囚犯沉思著說：“看，這個村莊建得多美。這里有這么多磚頭。當戰(zhàn)爭結(jié)束時，這些磚頭上將會刻上受害者的名字。也許所有這些磚頭都還不夠。”
　　這當然是真的，即如果他當時剛好有那份心情，“幾乎沒有哪個黨衛(wèi)軍成員不能聲稱自己救過某個人的命”；而多數(shù)幸存者——被篩選出來的勞動力大約幸存了1％——把他們的獲救歸功于這些“救助者”。死亡是奧斯維辛的最高統(tǒng)治者，但與死亡并列的是偶然——體現(xiàn)在死神的仆人變化著的情緒中最殘暴而任意的偶然性——偶然決定著囚犯的命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