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正在跨入人工智能以及新興科技大爆發(fā)的時代，新科技革命顛覆性、爆炸性的沖擊與影響，將對人類社會的生產與交換體制、社會治理模式以及行為與價值觀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也必然給所有社會帶來極為嚴肅的發(fā)展道路與制度設計選擇難題。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下看似全知全能實則片面壟斷的工具理性造就了現(xiàn)代社會的全面問題：社會成為經濟社會，國家成為技術國家，工業(yè)理性和技術的蠶食耗盡了日益現(xiàn)代化的本質。對于現(xiàn)代各國而言，技術發(fā)展的政策考量，是基于風險的制度選擇和法律安排，通過法律防控風險、化解風險和吸納風險，對新科技革命時代的法律制度乃至整個社會規(guī)范進行新的建構，是題中應有之義。 專利制度作為一種風險分配的政策抉擇，存在分配風險的同時帶來新的風險的法治悖論。長期以來，對專利制度的研討主要集中于創(chuàng)新視域，基于風險視角對制度進行系統(tǒng)概覽或全面解讀的成果尚未呈現(xiàn)，風險防控也未納入專利制度核心價值的討論范圍。專利制度有風險，專利制度風險與風險社會互致因果，互為表里，互相關聯(lián)。專利制度風險涵蓋財產權邏輯下技術私權化決策引致的內源性的專利制度化風險，以及專利系統(tǒng)加工、庇護與加持下技術自身負面性延展和衍生所導致的外生性的專利技術性風險，本質上是現(xiàn)代化進程中資本與技術同盟化的必然結果。隨著專利制度在全球技術貿易以及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中的作用日漸凸顯，人類社會面臨著科技大變革時代專利制度風險的復雜性、共生性及全球化的威脅。 控制與減少風險的侵蝕，需要建立一個能夠容納風險變量的秩序，使其具有更大的風險消解能力與吸收能力，實質上關涉社會轉型過程中治理主體的重新分權與要素重組，或者說是風險治理結構的合理性轉換。以風險社會理論為指引，專利制度需要對現(xiàn)有的制度價值目標、風險控制安全閥和程序進行調整，對風險進行系統(tǒng)控制，促進對專利制度所保護的創(chuàng)新法益與社會關系的安全保障，提升專利法律作為一個利益與風險分配體系本身的預見性與確定性、能動性與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