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這是我關于晚年魯迅研究的第二部專著。距離2007年博士論文《詩學與政治：魯迅晚期雜文研究

19331936》一書出版已經16個年頭，而關于晚年魯迅的研究其實才剛剛起步。

準確地說，《晚年魯迅與民國政治文化》這部書只能算是這個總題下的第一卷，集中論述了魯迅在1933年的思想變化和剽悍出擊。而到了1934年，魯迅面對的問題會更加復雜國民黨當局加強了文禁，改進并加強了書報審查的措施，作家在強壓下紛紛逃避。提倡性靈文學和小品文成為時尚，很多偏向右翼的作家開始鼓動風雨。與此同時，左聯內部也發(fā)生了某些重大變化，比如四條漢子崛起，魯迅被當時的左聯領導人刻意邊緣化等，這些都是魯迅不得不面對，且需花費心力處理的重要問題。當然，還有更為嚴峻的1935年和1936年。政治形勢和各種紛爭日趨白熱化，魯迅面臨著前后夾擊、內外交困的局面，他不得不選擇橫站。

從以上這個簡短的描述，不難看出這部書只是為下一步的研究起到奠基定調的作用。寫作這樣一部不算厚重的小書花去了我整整八年的時間，可見本人做事情不講效率。如今卸去了一些額外負擔，可以稍稍集中精力于研究和寫作，學術步子可能會邁得更大，或更快一些。但也未必遂愿，因為隨著對晚年

魯迅研究的深入，我越發(fā)感覺吃力和沉重。一則材料與另一則材料的反復比較爬梳，某一種說法與之前相似提法的前后比照考釋，稍加用心便會耽擱許多時日。魯迅研究的百年歷史已經積起海量的學術成果，需要做精微細實的考證。尤為重要的是，晚年魯迅充滿變量認知的客體本身就充滿了巨大的理論旋渦和敘事風險，我不得不從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開始梳理，一點點啃噬和咀嚼，一處處辨識和求證，以

便更進一步地接近和窺探命題的核心。

倘非要指出這部書有何可取之處，私以為在方法論上還是有些許探究：通過設置一個個小的問題，對其進行盾構式的勘測與突破，由外而內，逐層破解，使問題的核心部位在掘進中自然暴露，問題意識從內部穿越而出。

當十幾條洞隧交匯在一起的時候，再巨大的山體，再堅固的巖層也會在洞穿、分割和撞擊中逐一瓦解。比如為了理解魯迅在新的文化鉗制和政治高壓下如何工作，本書設置了十二個小問題，分別從北上與南下、隱身與發(fā)聲、化名策略、批評胡適、遷居與隱居、《兩地書》出版、結交中共高層、批評富家女婿、解構上海迷夢、掌握文化領導權、扶持新興木刻、魯施論爭等角度，解讀魯迅在整個文化實踐中采取靈活的文化策略和斡旋手段，看他如何突破文禁、靈活發(fā)聲、取得主動，使得左翼文化在艱苦環(huán)境下仍掌握著文化話語權和領導權。當然，由于自身的研究功力有限，有些問題遠遠沒有很好地解答，我只是把問題和方法擺在讀者面前，有待學界同道在我將來的研究中給予幫助和匡正。

持續(xù)學習和研究魯迅著作二十多年，越來越覺得魯迅的思想對我們當代文化建設有著愈發(fā)掘愈深厚、怎么估計都不過分的借鑒價值和啟發(fā)意義。這些年來在新自由主義學術思潮的籠罩下，魯迅思想中的政治傾向被有意無意地遮蔽，而魯迅的政治傾向性和他的政治傾向形成過程中的復雜性被庸俗化和簡單化了。重新認識和發(fā)現魯迅的政治思想及其生產機制，尤其是對他在晚年時期越來越鮮明的政治立場與那個時代的政治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進行較為深入的探索，對今天如何看清我們的道路和方向，在工作和生活中選擇怎樣的立場和采取何種方式至關重要。

十幾年前我曾提出魯迅研究重返政治場域的話題，多年堅持，一直未易，希望越掘越深，在政治魯迅研究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踐和研究。可能由于此路寂寞，于今盡管有同道深表理解，也恐只身犯難而應者寥寥。盡管如此，我還是要在這個方向上堅持研究，并勉力繼續(xù)深挖下去，期望盡早

讓這個系列的研究成果面世。在此更感謝魯迅研究界的同道多年來的抉擇提攜，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科研處的學術激勵和后期資助，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中文系帥文霖老師的無私幫助和本書責任編輯玲子老師的精心編校。

郝慶軍

2023年4月30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