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們所代表的印度人民，我呼吁你們懷著信念與信心加入我們的偉大事業(yè)。沒有時間去關注微不足道的消極批評，沒有時間去怨恨或譴責他人。我們必須建造自由印度的高樓廣廈，讓她的孩子們安居其中。①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印度獨立初期，作為首任總理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積極推行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混合經濟模式，但卻沒有使印度經濟獲得預期的快速增長。相反，日益膨脹的官僚體系卻帶來效率低下、貪污腐敗等一系列弊病。人們對于新國家的理想與期望漸漸消失，壓抑、失望以及對社會的不信任感在印度社會中彌漫著。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印邊境沖突（1962）、尼赫魯去世（1964）以及第二次印巴戰(zhàn)爭（1965）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相繼發(fā)生，印度開始面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潛藏已久的各類社會矛盾相繼浮出水面，民主與世俗的核心理念受到挑戰(zhàn)，印度在現(xiàn)代化建設的道路上困難重重。印度當代印地語作家室利拉爾·修格勒的長篇小說《宮廷曲調》正是對這一歷史時期印度鄉(xiāng)村面貌與社會心態(tài)的反映。
　　室利拉爾·修格勒1925年12月31日生于英屬印度聯(lián)合省勒克瑙地區(qū)阿特勞利村一個貧窮的婆羅門家庭。盡管年少家貧，家中長輩對教育的重視以及勒克瑙地區(qū)自莫臥兒時代傳承下來的濃厚文化氛圍，促使修格勒順利考入阿拉哈巴德大學。阿拉哈巴德大學在20世紀曾一度成為印地語文學的重要陣地，默哈德維·沃爾馬（Mahadevi Vetma）、格姆雷什瓦爾（Kamleshwar）等一大批著名的印地語詩人、作家先后求學于此。在文學氛圍濃厚的校園里，修格勒學習英語文學、梵語和印度歷史，并開始嘗試文學創(chuàng)作。和多數(shù)文學青年一樣，修格勒最初也曾嘗試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但很快便發(fā)現(xiàn)自己不如那些新詩派的朋友，于是轉而投入小說創(chuàng)作的懷抱。1947年修格勒畢業(yè)，獲文學學士學位。畢業(yè)后的修格勒原本打算在勒克瑙攻讀文學碩士學位，然而父親的突然離世使他不得不放棄了繼續(xù)求學的計劃，轉而參加北方邦的公務員資格考試。在談到自己的職業(yè)選擇時，修格勒坦言，自己最初并未想過以公務員為業(yè)，但“揣著學士文憑考上北方邦公務員是當時條件下的最佳選擇”。
　　1949年修格勒正式進入北方邦公務員系統(tǒng)，此后長期在北方邦政府擔任公職，直到1983年退休后才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職業(yè)作家。雖然文學創(chuàng)作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僅僅是修格勒的副業(yè)，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在當代印地語文壇的影響力。自1957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問世以來，修格勒先后發(fā)表長篇小說10部、諷刺雜文集9部、短篇小說集4部、回憶錄2部以及文學評論集3部。他的作品針砭時弊，以諷刺見長，敢于抨擊印度政治與社會的陰暗面。2008年，為表彰其對印度文學與文化做出的貢獻，印度政府授予室利拉爾·修格勒三等蓮花裝勛章（Padam Bhushan）。2011年9月，修格勒榮獲印度文學界的最高榮譽——格楊比特獎（Jnanpith Award）。就在獲獎結果公布不久之后的10月28日，修格勒病逝于勒克瑙，享年86歲。
　　《宮廷曲調》創(chuàng)作于1962～1967年，1968年首次出版，1970年獲印度文學院獎（Sahitya Akademi Award）。小說以大膽辛辣的筆法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前期印度北方邦一座名為希夫帕爾根杰（Shivpalganj）的虛構村莊的整體風貌，展現(xiàn)了印度獨立后社會價值體系的崩壞以及民主失效等眾多社會問題。小說名稱“Raag Darban”（意譯《宮廷曲調》）本為印度古典音樂中的一種曲調名稱。該曲調適用于深夜演奏，主題莊嚴、深沉，并且難于掌握。作家以此為題具有雙關之意：一方面，“宮廷曲調”的字面之意對應了小說中大量政治操縱與權力爭斗的情節(jié)，切合小說的主題；另一方面，“莊嚴、深沉的主題”與小說中處處展現(xiàn)的印度鄉(xiāng)村的愚昧、落后與骯臟形成鮮明對比，加深了諷刺的意味。
　　對于印度而言，城鄉(xiāng)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帶來的不只是生活水平的差距，更是文化與觀念的隔閡。在大眾傳媒與流行文化中，印度農村同落后、愚昧、無知、種姓政治、性別歧視、強奸等種種被現(xiàn)代文明視為罪惡的詞匯聯(lián)系在一起。在此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印地語文學界出現(xiàn)了以帕尼什瓦爾·那特·雷努（Phanishwar Nath Renu）創(chuàng)作的小說《骯臟的邊區(qū)》（MailaAnchal）（1954）為代表的“邊區(qū)小說”。該類型小說多以特定地理空間范圍內的整體鄉(xiāng)村生活為對象，在敘事上淡化情節(jié)主線，重視歷史地理環(huán)境的描寫，并且大量使用方言。《宮廷曲調》在敘事方面延續(xù)“邊區(qū)小說”上述特征的同時，不再將目光局限于偏遠地區(qū)，而是把故事置于作家所生活的北方邦。作為印度政治與文化的核心地區(qū)之一，北方邦擁有印度數(shù)量最龐大的人口，在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中占有的席位最多，對整個印度政治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正如一些評論所說，《宮廷曲調》中的希夫帕爾根杰并非偏遠的“邊區(qū)”，在北印度任何一個村子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宮廷曲調》代表了印地語“邊區(qū)小說”向普遍意義上的鄉(xiāng)土小說的轉型。在創(chuàng)作思想方面，《宮廷曲調》以反映印度鄉(xiāng)村愚昧、落后的狀態(tài)以及尼赫魯時代農村合作社改革和鄉(xiāng)村民主建設中出現(xiàn)的問題為目的，呼應了20世紀60年代印地語文壇興起的以揭露社會弊端、反映現(xiàn)實問題為主旨的“新進步主義”潮流。就文學史意義而言，《宮廷曲調》兼具了獨立后印地語文學“邊區(qū)小說”與“新進步主義”兩大潮流的特征，在印地語小說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宮廷曲調》同樣也是當代印度為數(shù)不多的印地語暢銷經典小說之一。自初版問世以來，該小說在長達5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受到印地語讀者的歡迎。截至2021年，《宮廷曲調》的印地語版已經過7次修訂與12次印刷。此外，它還被翻譯成15種印度語言在全國各地發(fā)行。小說的同名英譯本由英國記者、旅行作家吉莉安·懷特（Gillian Wright）翻譯，于1994年由企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在印度國內外的英語讀者中同樣獲得關注。2012年，該英譯本入選《企鵝現(xiàn)代文學經典》（Penguin Modern Classics）系列叢書，再次出版發(fā)行�！秾m廷曲調》之所以能夠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受到讀者持續(xù)關注，一方面得益于作家高超的語言駕馭能力所帶來的流暢閱讀體驗；另一方面，小說對于印度民主政治陰暗面的無情揭露，即便是在經濟高速發(fā)展、生活方式劇烈變化的今天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作為一部文學經典性與暢銷性兼具的長篇小說，《宮廷曲調》揭示了獨立后印度農村社會民主失效、道德墮落等一系列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從一定程度上展現(xiàn)了印度農村乃至整個基層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盡管進入21世紀的印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然而直到今天，印度農民——這些“沉默的大多數(shù)”作為印度人口的主體，卻始終處于邊緣化的地位，被人們長期忽視。在這種背景之下，小說《宮廷曲調》向不了解印度鄉(xiāng)村社會的人們提供了新聞報道與學術著作之外的觀察途徑。與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批判不同，《宮廷曲調》用深入骨髓的諷刺和辛辣的調侃，以藝術的形式展現(xiàn)了一個近乎真實的世界。從某種程度而言，《宮廷曲調》就像是一部人類學民族志，將希夫帕爾根杰的風土、歷史、語言都記錄其中。4、說圍繞著村委會、合作社與學院三個20世紀60年代印度農村的主要公共機構，逐層向讀者剖析了鄉(xiāng)村政治的運作機制，為讀者展現(xiàn)了法律、民主等現(xiàn)代文明機制在向傳統(tǒng)社會深入過程之中的異化，以及社會機制失效時，人們在精神與道德層面的墮落。印度學者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曾盛贊《宮廷曲調》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印度民主讀物之一”。①梅塔認為，《宮廷曲調》的意義不在于粗暴地展示“理想主義屈服于物質利益”，而是在半個世紀之前為印度政治“意義危機”敲響警鐘。小說中的人物可能無力改變狀況，卻都確切地知道發(fā)生了什么，甚至比任何政治理論家都能更快地解釋思想背后的動機和利益。當民主成為虛偽和無意義的符號，學術研究淪為政治現(xiàn)象的純粹提煉，除了權力的自我陶醉，現(xiàn)代政治能否為社會進步創(chuàng)造條件？這或許是每個發(fā)展中國家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作為當代印地語經典文學著作，《宮廷曲調》匯集了諸多帶有鮮明歷史文化與地域特征的術語，將古印度六派哲學、經典寶萊塢電影、尼赫魯時代的宣傳話語、英國殖民時期的黑話等諸多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內容雜糅成團，翻譯難度較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添加了大量注釋，以供讀者參考。在對文中的不同印地語方言和俗語的翻譯上，譯者參考了英譯本的處理方法，通過用詞差異，盡可能展現(xiàn)方言背后傳遞的人物性格與權力關系等信息。遺憾的是，受制于譯者能力，小說精妙之處未能充分展現(xiàn)。書中或會有翻譯紕漏，還望讀者不吝指教。最后，感謝我的恩師姜景奎教授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諸位老師的幫助，使得本書得以呈現(xiàn)給中國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