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弗洛伊德的余韻

1907年9月，一位熱情的粉絲向弗洛伊德寫了一封信，向他索要一張在最近衛(wèi)生展覽會上拍攝的照片。 這位粉絲就是精神分析運動（Psychoanalytic movement）的新成員瑞士精神病學家卡 爾· 榮格（Carl Jung）。 弗洛伊德同意了， 但他含糊其詞地回復道：請不要將我看得太重了，我只是一個凡人，不值得你如此上心。1 事實上，弗洛伊德十分厭惡這張照片，他更喜歡寄一些他兒子拍攝得不那么做作的照片。在這之后的許多年里，弗洛伊德的肖像被用多種方式記錄了下來，包括照片、油畫、卡通、蝕刻版畫和雕像等。照片通常由他的攝影師女婿馬克思·哈爾伯施塔（Max Halberstadt）拍攝，有的展現(xiàn)了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凝視，有的更像是隨意的家庭快照。他的面孔為著名的《時代》（Time）雜志所鐘愛，登上了1924年、1939年以及1993年的封面。弗洛伊德認為他的肖像被世人理想化了。在一輛搖晃的火車上，透過浴室柜上的鏡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肖像，一幅由赫爾曼·斯特魯克（Hermann Struck）1914年所作的蝕刻版畫，而他將這幅肖像誤認成了闖入包廂的不速之客（我現(xiàn)在還可以回憶起，當時我非常不喜歡那幅肖像的表情2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16年，弗洛伊德患上了口腔癌。癌癥手術切除了他的右側上頜和大部分的上顎，面部不得不植入被他稱為惡魔的假體，這讓他感到非常痛苦，惡魔還影響到了他的聽力和言語。

弗洛伊德的面孔還意味著什么？歷史學家約翰· 弗雷斯特（John Forrester）在2015年去世前尚未完成的書中提到，20世紀的核心就是弗洛伊德世紀。 在這個世紀， 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弗洛伊德所創(chuàng)的術語，夢到弗洛伊德所提的夢境，產生弗洛伊德口誤（Freudian slips）、 患神經癥（Neurosis）、 自由聯(lián)想（Free associate），無休止地重新審視自己的父母；在這個世紀，人們學著去愛自己的病癥、創(chuàng)傷、愿望和潛意識（Unconscious），去大量地開弗洛伊德式的玩笑（Freudian jokes）；在這個世紀，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被當作是科幻小說和哲學革命的科學分支3 。自戀（Narcissism）、 投射（Projection）、 升華（Sublimation）、壓抑（Repression）、矛盾心理（Ambivalence）等術語并非全部都由弗洛伊德首創(chuàng)，但精神分析將它們引入了20世紀的心理學，并將它們應用于臨床治療，同時在主流文化中進行了傳播。而對于大量弗洛伊德的反對者來說，弗洛伊德無疑是個騙子，他的作品是專門為那些容易輕信和庸俗的人所設計的，是精神手淫精神性感染抑或是大腦神話中地獄般的幽靈4 。

在眾多的反對聲中，納粹對精神分析的打擊無疑是最致命的。大量的猶太精神分析學家從中歐逃往美洲、 英國（弗洛伊德本人逃往了英國）、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區(qū)。他們成了難民，財產被奪走，家人被謀殺，文化被摧毀，他們失去了原有的研究及醫(yī)療機構，不得不在陌生的環(huán)境中努力恢復原來的精神分析項目。自此，精神分析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精神病學的霸主地位被藥理學和神經生物學所取代。在20世紀80年代，一場名為弗洛伊德戰(zhàn)爭（Freud Wars）的學術糾紛指控弗洛伊德用他的幻想取代了兒童被虐待的證據。精神分析經受了女權主義和反精神病學運動的攻擊，不僅如此，它還從醫(yī)療機構紛紛撤資，轉而支持其他更加經濟的治療方法，在危機中存活了下來。在經歷了種種磨難之后，精神分析已遠遠超出了其他源地和時間，成為許多不同文化和倡議的一部分，無論是在治療、社會、政治還是在智識方面。有人認為20世紀20年代的孟加拉地區(qū)和30年代的東京是弗洛伊德式的；早期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現(xiàn)代詩人是弗洛伊德式的；南非的種族隔離是弗洛伊德式的； 在多年獨裁統(tǒng)治下的巴西社會是弗洛伊德式的； 法國的存在主義哲學和阿爾及利亞的非殖民化是弗洛伊德式的；猶太復國運動和1968年意大利的學生運動是弗洛伊德式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自戀文化 是弗洛伊德式的；20世紀50年代的伊拉克社會學是弗洛伊德式的； 千禧年之后的中國是弗洛伊德式的。 弗洛伊德的思想反復出現(xiàn)在威廉· 賴希（Wilhelm Reich）的馬克思主義和反法西斯的著作中；在唐納德·溫妮科特（Donald Winnicott）戰(zhàn)時關于英國母親、社會關懷，以及19世紀40年代哈萊姆區(qū)反種族主義活動的廣播中；在美國新保守主義和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的文化人類學中； 在20世紀70年代西德同性戀的辯論中；在20世紀80年代的電影文學與英國文化研究中；在德里�。―erridean） 的解構主義和朱迪思· 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理論中； 在20世紀90年代的創(chuàng)傷理論中； 在今天的非洲悲觀主義神經精神分析、酷兒理論和生態(tài)學中；當然也在當代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咨詢、護理和早期教育學中有所體現(xiàn)。

精神分析常把自己當作過去的一門學科精神考古學。毫無疑問，弗洛伊德的生活與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和20世紀早期歷史上的許多戲劇性主題交織在一起，包括維也納的性別文化、女性的歇斯底里（Hysteric）和現(xiàn)代心理學的誕生、現(xiàn)代性行為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西方文化理想的影響、中歐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的興起，這些都將在本書中討論。但是精神分析本身并不是過去的事。我們仍能感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余韻，我們在一個由弗洛伊德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的宇宙中生活和呼吸�，F(xiàn)如今，隨著心理健康焦慮日益蔓延，以及社會身份結構開始轉變，人們呼吁解釋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持續(xù)地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質，這些現(xiàn)象或許比以往都要多。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Post-Freudian）觀點不僅在談話療法（Talking therapies）中反復出現(xiàn)，還進一步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發(fā)展緊密結合，重新創(chuàng)造出了適合21世紀危機的生活范式。

所以，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去回看弗洛伊德，去講述他的故事和精神分析的起源。弗洛伊德的故事尚沒有定論，我們仍在決定如何看待他。但是我并不想像《時代》雜志封面那樣，用一副年代久遠的白人男性科學家的肖像來簡單地概括當代世界的復雜性。這將精神分析看得太變幻莫測、太統(tǒng)一化了。在這本書中，我將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探尋我認為可以證明精神分析在當代仍然有存在必要的特征。這意味著本書不僅會涉及一直以來，人們普遍感興趣的夢和神話的意義、性的本質、潛意識想法以及愿望的力量，還會涉及現(xiàn)代生活中的焦慮和神經疾病的體驗。這尤其意味著，就像原子、歷史和社會一樣，我們的我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體。我們聲稱的自我、意識和身份都不是只有單一、簡單的一面。我們的現(xiàn)實、我們和他人所感受到的主觀現(xiàn)實，從來都不由我們隨心所欲地處置。這其實是成功隱藏我們自己的一種解釋、一種轉換和一種機制。別的科學不會產生這么多弗洛伊德式的方法，如此敏銳地審視我們的精神生活，并且?guī)�動全球的專業(yè)機構去探究這樣的問題：個人和群體是如何在功能上（或潛意識）隱藏真實的自我的，尤其是當觸及最親密、最富有情感的體驗和最充滿激情的依戀（Attachment）時。

謹以此書獻給諸多的當代學者： 肖爾· 巴-海姆（Shaul Bar-Haim）、達格瑪·赫爾佐格（Dagmar Herzog）、卡羅琳·勞本德（Carolyn Laubender）、喬治·馬卡里（George Makari）、大衛(wèi)·馬里奧特（David Marriott）、安德烈亞斯·梅耶（Andreas Mayer）、斯蒂芬尼亞·潘多夫（Stefania Pandolfo）、丹尼爾·皮克（Daniel Pick）、卡米爾·羅西斯（Camille Robcis）、喬安娜·瑞安（Joanna Ryan）、拉盧卡·索雷努（Raluca Soreanu）、伊萊·扎雷茨基（Eli Zaretsky），以及所有我不認識的人。他們致力于在21世紀重現(xiàn)弗 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創(chuàng)造出一種超越父權制、殖民主義、異性戀和性別不平等，以及特權的弗洛伊德學派。這并不是理想主義，這是至關重要的。許多他們的作品被作為本書的推薦閱讀，其中有一些尚未出版。本書大量引用了最近的學術研究，希望這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對當代世界是如何產生影響的。然而現(xiàn)在，我們必須從過去開始19世紀60年代早期，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