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亞里士多德重要的“跨學科”作品《修辭術》為研究對象, 從哲學角度加以分析, 闡發(fā)其中若干基本的哲學問題。全書首先對《修辭術》的寫作時間、內容結構、版本流傳、哲學性接受史、政治背景進行論述和介紹, 試圖概述《修辭術》的文獻問題, 以及它在哲學史上的影響和意義。第二章討論亞里士多德對其“哲學修辭術”的定義和這門全新技藝的政治內涵。亞里士多德致力于建構一種“元-修辭術”, 從而在柏拉圖和智者之間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本書以亞里士多德重要的“跨學科”作品《修辭術》為研究對象,從哲學角度加以分析,闡發(fā)其中若干基本的哲學問題。作者以其精通多種語言的優(yōu)勢,吸收大量不同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使本書達到了國際先進的水平。
“日新文庫”意在成為規(guī)模地出版有見地的新成果、新作品,為學界發(fā)掘和培養(yǎng)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學者,更希望通過這套書領風氣之先,提供新的學術出版方向。叢書主要收入45歲及以下中國學者及海外華人學者的高水平學術專著,推出一批關注重要學術問題,反映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新領域、跨學科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叢書廣泛涉及哲學、歷史學、文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教育學、藝術學等學科,兼及中外,籠括古今。
何博超,1982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希臘哲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修辭學和邏輯學;古希臘思想文化在東方的傳播,以亞美尼亞和阿拉伯地區(qū)為主。著有《無敵大衛(wèi)及其古亞美尼亞文<亞里士多德《前分析篇》評注>研究》,在《哲學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十余篇,譯有學術著作《心靈與自我的希臘模式》等七部,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項,參與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項。
近現代時期的哲學名家對《修辭術》的研究之海德格爾
在哲學上對《修辭術》的闡發(fā)最為深刻的當屬海德格爾。1924年夏季,他在馬堡開設了《亞里士多德哲學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以下簡稱《概念》)講座。其講稿2002年才整理刊行,后來出版者計劃的題目一度定為《亞里士多德:修辭術》。這個書名并不算誤起,因為有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僅計算學生整理的講稿部分)討論了《修辭術》這部也許在一些人看來毫無哲學的作品。而且在較為關鍵的I.3章,修辭術成為了核心概念之一。海德格爾以獨到的眼光發(fā)現了其中符合自己哲學意圖的內容,他并不認為這是亞里士多德的邊緣作品。很晚才面世的《概念》解釋了為什么1927年出版的《存在與時間》特別強調了《修辭術》一書的意義,“我們必須把亞里士多德的《修辭術》看作第一部對日常共在的系統(tǒng)詮釋”,而不是理解為“教科書”上的東西。盡管海德格爾對該書有所誤讀,但他將這樣一部古典著作成功轉變?yōu)楝F代的哲學作品。雖然多少偏離了亞里士多德的本意,他卻發(fā)揚了《修辭術》中對語言和情感的科學研究!陡拍睢分猩婕啊缎揶o術》的主要部分,可列表如下:
I.2:亞里士多德將人之此在規(guī)定為一種靈魂實現活動意義上的實踐生存
Die aristotelische Bestimmung des Daseins des Menschen als ζωὴ πρακτική im Sinne einer ψυχῆς ἐνέργεια
Rhet.I.6
Rhet.I.11
I.2.9:作為靈魂的人之此在:言語存在與共在
Das Dasein des Menschen als ψυχή: Sprechendsein (λόγον ἔχειν) und Miteinandersein (κοινωνία)
I.3:對人之此在的解釋,依據以修辭為指引的交談的基本可能性
Die Auslegung des Dasein des Menschen hinsichtlich der Grundmöglichkeit des Miteinandersprechens am Leitfaden der Rhetorik
Rhet.I.1-3
I.3.14:修辭術的基本規(guī)定以及作為說服法的λόγος
Die Grundbestimmung der Rhetorik und der λόγος selbst als πίστις
Rhet.II.1
I.3.16:作為說服法的品性和情感
Das ἦθος und πάθος das als πίστεις
Rhet.II.5
I.3.21:恐懼
Der φόβος
在I.2.9,海德格爾將語言確立為人之實踐活動的本質。人的個體存在和共在都是通過語言來實現。修辭術恰恰是人類語言活動的實際表現,《修辭術》正是對這一活動的最早的系統(tǒng)考察。所以,他會說,“我們擁有《修辭術》,要勝過我們擁有某種語言哲學”。不過在I.3.14,他將三種技藝內說服法的λόγος完全擴展為“語言”,這是哲學式的“誤讀”。在解釋《修辭術》的定義時,他也認為修辭術的目的不是說服,但他主張,修辭術不形成“關于某事的確定信念”,而是“僅僅為說話人表現出言說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πίστις,與之相關的“意見”構成了人之共在的日常性,共在的特點就是沒有洞察(Einsicht)只有意見和看法(Ansicht)。共在和意見又進一步對立于去蔽的真理,后者才是“存在于-世的方式”(eine Weise des Seins-in-der-Welt)。由此,《修辭術》成為了描述受遮蔽的共在處境的作品。海德格爾將修辭活動本體化和模態(tài)化為一種在可能性中的、與他人交談的日常共在。這樣的本體論(瓦解了傳統(tǒng)的本體論)與尼采是相同的,但海德格爾還是把真理作為了最終的目的,這一點上倒是相似于亞里士多德。
在I.3.16和21,他討論了技藝內說服法πάθος。πάθος被他定義為“驟變”(Umschlagen),是“在世中自我感受的方式”(eine Weise des Sichbefindens in der Welt),它具有“被激動”(Ergriffenwerden,被抓攫)、“受突襲”(überfallenwerden)、“惶然失措”(Außer-Fassung-Sein)的“可能性”。在I.3.21,這種可能狀態(tài)聯系了《修辭術》的恐懼,他認為這一情感是解釋此書的真正指引;他最終將其導向了自己的重要概念“畏”(Angst)和“無家”(Unheimlichkeit)。他的結論是,亞里士多德將情感描繪為“存在的基本概念”,將πάθος的εἶδος定義為“對他人的自我態(tài)度”(ein Sichverhalten zu anderen Menschen)和“在-世-存在”(ein In-der-Welt-sein)。進而,他與尼采一樣,將情感同之前本體化的語言聯系在一起,前者是“言語從中生發(fā)、所言又到其中發(fā)生的基礎”(der Boden, aus dem das Sprechen erwächst und in den hinein das Ausgesprochene wieder wächst)。由此,πάθος也具有了存在論的意義,這深刻影響了《存在與時間》中對情緒的研究(見本書第五章第四節(jié)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