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及至今日，蔡元培這三個字在更多時候徒具符號的意義，雖然聲名赫赫，卻幾乎成為舊詩篇中的一聲絕響。在今人的墨端，他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大家一樣，成了臉譜式的人物。

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來論事的，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fā)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越是熟悉的，就好像越是陌生。當我漸漸走進蔡先生的世界，我想到，每當我們了解一個影響時代的人物，必須放在大時代格局下，才能穿越時代的隔閡，體知其人的所思所行。乃至于反過來借由其人其事，體知時代的變遷，這才更有意義。

二

已故的校長蔡元培先生，生活在一個大動蕩、大變亂時代的中國。這個時期，王朝傾覆、外強入侵、武人爭伐、人民盲亂。

無數(shù)豪杰往往埋沒在蠅營狗茍的俗世當中，但在那樣一個變亂的時代，依然英雄輩出、俊杰四起。

蔡先生應該惋惜，沒有看到民族的后勝利，蔡先生同樣應該慶幸，他生在那樣一個可以慷慨灑血、書寫理想的時代。

從中國的歷史上看，每逢政治紛亂、國勢起轉(zhuǎn)、社會不安的歷史大轉(zhuǎn)折時期，反而都是思潮噴發(fā)、文化激蕩、學術(shù)活躍的時期，例如春秋戰(zhàn)國、兩晉南北朝，以及就近的清末民初時期。影響中國人文化基因的思想，幾乎都是在這些時期形成的。

原因在于，這個時候政治舞臺上各種力量的分庭抗衡，此消彼長，來自上層建筑對于意識形態(tài)的干涉力量小，從而給思想的活躍留下了巨大的空間，使每一種思想都有發(fā)聲的機會。

另一方面，社會的動蕩，使人們要找一個出路：濟世救民者，要找到思想的力量；命運起伏者，要找一個精神的歸宿，他們都呼喚新思維的出場。舊的秩序被歷史的車輪碾碎，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時世徘徊在治、亂之間，需要在新的時勢中重新在精神上定位自己中找到自己的榮耀，維系文化的認同，萌發(fā)民族的新生。這些都呼喚著思想火花的碰撞以至于燎原。

這是人生無常的時代，命運的跌宕也往往促使人們對生命進行更為深層的反思；這是物質(zhì)匱乏的時代，古風猶存，物質(zhì)和資本還沒有占據(jù)人們的心靈世界，人們很趨向于精神方面的高層次解脫。

但是，新思想的形成，若無深厚的歷史思想文化積淀，必流于膚淺。清末民初之所以在中國的思想界能群星璀璨，是因為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是根植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而絕非無源之水。

三

記得離我的家鄉(xiāng)陜西周至縣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橫渠鎮(zhèn)，及至長大才知道這里是赫赫有名的儒學大師關(guān)學創(chuàng)始人張載（10201077）的家鄉(xiāng)，后人號之張橫渠。

張載在他的故里寫下了有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成了每一代有抱負的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這種理想融入了他們精氣神魂之中。

小時候，我記得我父親有一句糙話：圣賢就不會胡說！說這個話的時候，他橫眉豎目，一臉凜然。

想必蔡先生成長的那個時代，圣賢不僅不會胡說，圣賢的語錄，要仰視，要知行合一，不惜生命去踐行，要用一生的人格去背書。那一種情懷是今天的年輕人所難以領(lǐng)略的。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老一輩家長經(jīng)常問小朋友的話是：在學校里聽先生的話了沒有？那個時候，在學校被老師體罰也是經(jīng)常的事，但從學生到家長幾乎從不記仇，反認為天經(jīng)地義。在鄉(xiāng)間，粗質(zhì)無文的農(nóng)民如果笑罵起頑劣淘氣的小朋友，那就是真?zhèn)�是不懂王化！而鄉(xiāng)間罵別人重的話，例如，羞先人，再罵重一點，就說某人喪德。罵人也罵得很有文化。

想必蔡先生更是生活在那樣一個順習圣人教化為榮、重德守節(jié)為尊的環(huán)境中。

想必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耳濡目染地熏陶，在蔡先生如白紙一般的青少年時代涂寫了初的基調(diào)，為他后日的濟世情懷打下了好的底色，以翰林榮寵之身干起了革命黨，以革命元老之身辦起了教育。如果不是將傳統(tǒng)文化的格局真正融入了靈魂和血脈之中，蔡先生是不可能擁有那樣一種人格、成就他那樣一生的事業(yè)的。

四

人所熟知的是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卻往往忽略了作為革命家、政治家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國民黨的四大元老之一。他青年時期在科考中榮登翰林，卻在體制內(nèi)的萬般榮寵中干起了反體制的革命事業(yè)，發(fā)起成立著名的革命組織光復會并任會長，又被孫中山任命為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是國民黨的革命元勛。他和各地反清義士互結(jié)聲氣、秘造炸彈、圖謀造反，以文士之身操起武士之業(yè)。

民國成立后，他以隆重的政治聲望和資歷，斡旋在國民黨內(nèi)各政治派系之間。眼見國民黨走向?qū)��?quán)，遂日漸保持了超然的姿態(tài)，專注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這成了中國教育的一大幸事。

可貴的是，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并不僅僅是致力于建校授業(yè)，作為一個具有深厚學養(yǎng)的學者，他更專注于現(xiàn)代教育思想的變革、新型教育制度的確立。

蔡元培先生說，只要培養(yǎng)一大批學者，國家就有希望。蔡先生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愛國者，其欲救民族于危急存亡之際，而并不是一個躲在書齋里做學問謀求天人合一的冥想家，這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調(diào)，他所做的事業(yè)都離不救亡圖存這個主題。當然，這是那一個時代精英知識分子階層所共有的志趣。

他的精神，與儒者修齊治平、經(jīng)世致用的抱負是分不開的，但他絕非腐儒，而以清王朝的翰林之身造反，以食祿之身、文士之軀，熱忱地投身于推翻庸腐清朝政權(quán)的暴力革命。

他不要當學問家，而要培養(yǎng)學問家。為天地立心他是顧不上了，為生民立命對他來說顯得更為迫切。他要教育救國，教化和喚醒人民，他要維護那些為天地立心的人。在他的羽翼下，活躍著馮友蘭、魯迅、劉師培、王國維、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nóng)、錢玄同、辜鴻銘、黃侃、陳漢章、馬敘倫、梁漱溟、李四光、馬寅初……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并不功利和浮躁，他很注重人文學科，而不像那些主張實業(yè)救國的人一樣，專事理工。他很重視思想界的動態(tài)，要為民族的存續(xù)尋找精神上的支撐點，這種深遠的目光是世所稀有的。

他并不一味崇尚民主、科學救國，他更關(guān)注人內(nèi)在的終極精神，這在那個救亡圖存的大文化格局中又是十分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