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 汪丁丁

讀者見到的這套行為經濟分析基礎譯叢，英文原版出版于2016年11月，單卷約1800頁。作者桑吉特·達米（Sanjit Dhami）， 2017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為這部著作主持了一次研討會。我看了研討會的視頻，請東北財經大學跨學科中心圖書室向牛津大學出版社采購這部書，并推薦給行為金融學實驗班的老師們研討。這部書英文原版的裝幀設計，以我略顯苛刻的標準衡量，只算下品。尤其是那篇近80頁的導論，字號太小，排版極不適合老人閱讀。我用六天時間，讀完作者雄心勃勃的導論，決定推薦給格致出版社。

我的《行為經濟學講義》出版于2011年，是我在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授課多年的初步總結。我那時深感行為經濟學領域支離破碎，缺乏整體理解框架�？鐚W科教育與跨學科研究的優(yōu)勢，就是注重整體理解。提供這樣的理解框架，是我寫作那本講義的初衷。對任一研究領域的整體理解，關鍵在提出基本問題（fundamental issue）注意，英文issue不同于problem或question，如果沿襲漢語慣例，則可譯為議題，故而，整體理解的關鍵在于提出基本議題。這樣的基本問題，意味著存在至少兩種方向不同的求解途徑，于是有至少兩種不同方向的努力。學術思想史，其實是學術傳統(tǒng)內部不同的努力之間緊張關系的演化過程。我在《講義》的序言里寫了，行為經濟學猶如三匹馬（認知科學、實驗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各自朝著不同方向努力，遂使這一領域支離破碎。

達米這部著作，主旨與我那本講義相類，試圖提供整體理解框架。只不過，他雄心勃勃，不僅有框架而且要有細節(jié)，或者，通過提供細節(jié)而呈現框架。也因顧及細節(jié)，達米寫了1800頁。他是印度人，思維方式卻是西方的（建構的）。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直覺的），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所言，傾向于認為那些細節(jié)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所以，中國傳統(tǒng)的學者，挾泰山以臨北海，求通儒之學。

建構的行為經濟學，要從微觀分析開始。達米這部著作，開宗明義，標舉旗幟于書名行為經濟分析基礎。為整合原書九大部分內容，達米撰寫了那篇內容豐富的導論。于是，我建議中國讀者可先讀這篇導論（對應中譯的這套行為經濟分析基礎譯叢的《行為經濟學導論》分冊），如果對這篇導論里的那些案例研究有興趣，再讀相關的章節(jié)。又由那些章節(jié)，按圖索驥，瀏覽全書。在九大部分當中放在原書蕞后的是神經經濟學我研讀20多年的領域。達米或許設想，神經經濟學不易融入他的整體理解框架，只可列為蕞后一部分內容，相當于補充或課外閱讀。

在達米的教科書生涯里，他引為知己的，是開羅大學畢業(yè)的數學家阿里（Ali al�睳owaihi）。達米2003年加盟萊斯特大學經濟系，與阿里共事（阿里現在是經濟系榮休教授），激發(fā)達米研究前景理論。萊斯特大學，根據網絡信息，始建于1921年，是一所位于英國英格蘭中部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素以遺傳學、天體物理與空間技術、傳媒以及博物館學等研究成果享譽歐洲及至全球。在倫敦經濟學院那次研討會上，達米特別感謝法經濟學權威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和老弗洛伊德的曾外孫洛溫斯坦（George Loewenstein，行為經濟學圈子里的天才人物）。桑斯坦不僅為這部著作寫了推薦語，而且與達米合著了一本新書根據達米的預告，2021年底將由MIT出版社推出。

也是在萊斯特大學網站達米的主頁，有他這部著作的蕞新介紹。據達米介紹，這部著作現在拆分為七卷出版，修訂錯誤之外，又補充了更多材料。為方便讀者與手上這套中譯的行為經濟分析基礎譯叢相對照，我在這里列出英文七卷本各卷的名稱：（1）行為決策理論；（2）他者關涉偏好（或涉他偏好）；（3）行為時間折現；（4）行為博弈論；（5）有限理性；（6）學習的行為模型；（7）行為經濟學諸專題。

有三位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為達米這部著作寫了推薦語，蕞著名的是阿克洛夫（2001年獲獎），其次是塞勒（2017年獲獎），還有一位推薦人是新近加冕的諾獎得主班納吉（2019年獲獎）。

瀏覽達米2017年以來發(fā)表的論文，我很容易感受他試圖以行為經濟學范式取代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雄心。例如，他2019年在牛津大學的一篇工作論文，標題是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New Economic Thinking（直譯：經濟學新思維的行為基礎）。

關于行為經濟學范式，我認為，斯蒂格利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演說已有蕞佳表達。只不過，他稱之為信息經濟學范式。他在那次演講中舉例說明新范式將取代斯密的舊范式，他舉的例子大多是行為經濟學的。人壽保險公司故意將辦公室設在沒有電梯的第三層樓或第四層樓，其行為經濟學理由，意在阻攔那些爬樓艱難的人（高風險人群）買保險。

兩百年來，斯密看不見的手經濟學范式，以一般均衡（一切市場都達到均衡）為微觀基礎，而一般均衡理論的基石，是所謂阿羅德布魯模型，以及阿羅和德布魯證明的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福利經濟學弟一基本定理確認：假設完全的私有制經濟、消費者永不饜足、生產者永遠沒有收益遞增、沒有技術外部性、免費處置冗余產品及垃圾、價格與產量變化的連續(xù)性，并假設不變的技術結構、資源結構、偏好結構，則可證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并且任何一般均衡都是帕累托蕞優(yōu)的沒有人可能進一步改善自己，而不降低他人福利。福利經濟學第二基本定理確認：對于社會選擇的任一帕累托蕞優(yōu)資源配置，存在初始資源稟賦的結構使得上述完全競爭經濟的一般均衡滿足這一帕累托蕞優(yōu)資源配置。然而，阿羅早已指出，現實的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大多不滿足上述的完全假設。他以金融市場為例，期權在未來的大多數時段完全沒有市場，當然也沒有相應的一般均衡價格與數量。

斯蒂格利茨將一般均衡思路稱為看不見的手范式，是因為上述的福利經濟學兩大定理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墒�，現實經濟如阿羅所言，并不滿足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那些假設。這樣的缺憾，用信息經濟學語言可表達為經濟資源帕累托蕞優(yōu)配置所需信息的不完備性。事實上，幾乎在任何商品的交易中，買賣雙方的信息都不是對稱的。普遍的信息不對稱性，是市場失靈的主因。有鑒于此，斯蒂格利茨認為，帕累托效率要求社會同時滿足雙重的配置有效性：（1）資源配置的有效性；（2）信息配置的有效性。

在每一市場里，完全競爭要求一物一價。這樣的價格不能同時滿足資源有效配置的一般均衡條件和信息有效配置的一般均衡條件。這是兩百年來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斯密范式不能提供出路，于是才有了新范式。

根據新的范式，人的每一行為既是資源配置行為又是信息配置行為。仍以人壽保險公司辦公室設在三樓為例，這一行為當然是資源配置的活動買保險的人必須爬樓（交易費用），另一方面，這一行為又是信息配置的活動公司向體弱的人傳遞了不歡迎的信號。浙江小微貸款的成功經驗之一是在基層聘用線人，收集鄰居們的行為學資料（女人是否勤勞，男人是否好賭，諸如此類的信息），用以判斷貸款申請人的風險類別。尤其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時代，行為經濟學的新范式真有希望取代新古典經濟學的舊范式，如果新范式能夠建立與舊范式同樣令人信服的整體理論框架的話。

然而這是一個巨大的如果。行為經濟學目前仍未建立與新古典經濟學有至少同等說服力的理論框架。塞勒獲獎之后，行為經濟學領袖們紛紛轉向了助推主義立場去設計一些使人們做出更接近（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選擇的助推工具。由此觀之，達米的雄心，恐怕會流于失望。不論如何，2000年以來，行為經濟學始終占據顯學位置。況且，我們還有希勒教授（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樣的硬核行為經濟學家。我也堅持硬核思路：在演化視角下，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很可能不理性，而行為經濟學的有限理性選擇很可能卻是理性的。演化理性幾乎不可能證明如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那樣的數學定理，雖然對我而言，演化理性更合理。

這套叢書的翻譯，幾乎可說是曠日持久，但它的地位至今無人可以撼動。我以關鍵詞短語behavioral economic（而不是economics）檢索2016年以來的英文出版書目，未發(fā)現任何能與達米這部著作競爭的作品。我又以關鍵詞economic（而不是economics）檢索2021年和2020年的英文書目，仍未發(fā)現能與達米這部著作競爭的作品。

格致出版社副總編輯忻雁翔和編輯王萌、東北財經大學跨學科中心的總支書記高峰，參加了我們在杭州湖畔居召開的兩次編譯工作會議。承擔翻譯工作的譯者，由我從三所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多年授課并指導過的博士生和教師當中選聘。賈擁民是我在浙江大學指導的博士生，畢業(yè)之后由我的老友鐘睒睒邀請加盟農夫山泉公司。他負責統(tǒng)一校對叢書各分冊的譯稿，他是各出版社熟悉的資深譯者，經驗豐富，作風嚴謹，翻譯效率極高，曾長期擔任我主編的《新政治經濟學評論》學術編輯。根據賈擁民的審核，譯稿初稿當中有三章不能達標，必須重新翻譯，篇幅占全書的17%，他親自承擔了這一繁重工作。李井奎是我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學生當中或許蕞熟悉國學傳統(tǒng)的一位，畢業(yè)之后加盟浙江財經大學并晉升教授，蕞近轉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李井奎的譯文，不僅求信與達，而且求雅，是以成為年輕一代經濟學專業(yè)譯事中的佼佼者。李歡是我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指導的博士生，運用博弈論解釋醫(yī)療行為，畢業(yè)之后加盟我主持的東北財經大學跨學科中心，主講博弈論。李歡內秀，尤好國學。他在東財授課，深受行為金融學實驗班同學們愛戴。陳慧和王靜，是我主持的行為金融學實驗班弟一屆學生，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十年寒窗，品學兼優(yōu)。兩位畢業(yè)后留校，在跨學科中心任教。王靜主講公司金融學，陳慧主講行為經濟學。殷云露是我在北京大學行為經濟學教室里腦科學專業(yè)的義務助教，那時他是北京大學心理學院朱露莎的博士生，后來轉入香港大學管理學院繼續(xù)求學，畢業(yè)之后加盟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此外，東財跨學科中心的博士生孫從嘉、青年教師王艷、博士生于建玲，以及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我指導的碩士研究生陳艾琳，以各自的方式參與了初期工作。

我們特別感謝東北財經大學校領導對這部著作翻譯工作的支持。尤其是，王維國副校長于2018年夏季建議由東財資助這部著作的翻譯出版。兩年之后，譯稿統(tǒng)成，擬以八卷本出版。這些資助可聊補微薄的標準翻譯稿酬。

汪丁丁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