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世紀末，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元世祖主政時期漢官，后來諸帝亦雜用本民族習俗與漢，隨著時日推移，漢化程度愈深。抵至元末，已有大批仕元官員與民間士人自視元臣，以元主為正統(tǒng)之君，傾心元政權。故此，在元末群雄逐鹿中原的情境中，如何在輿論層面妥當處理新生政治勢力與元政權的關系，是需要謹慎應對的重要政治問題，直接影響到人心向背，以及本集團內部君臣關系的基調。此外，朱元璋起于布衣，起事前無顯赫家世，與隋、唐、宋開國之君的位勢迥然有別。朱元璋遂與身邊的謀臣合議，聲稱其為“繼元之統(tǒng)，天命所歸”入明后，亦延續(xù)此說，并在天命說基礎上，強調革元弊政，以救世之君自居。這兩方面內容被反復鋪陳，構成明政權建立與洪武君臣關系格局建構的一種文化話語。


一、天命說：繼元之統(tǒng)


吳元年十月，在南方大部分地區(qū)已經定的形勢下，朱元璋任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誓師北伐，出征前，微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云：


自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裁君，天歷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①


從這篇宋濂起草的《北伐橄文》中，可以看到朱元璋集團在立國之初，就承認元朝統(tǒng)治者的正統(tǒng)地位，只不過因為元末諸帝失德，天命因之轉移，如此，則形成如下一種政治輿論：元亡于天命，而非朱元璋革命所至。破元大都后，元朝統(tǒng)治者北走，朱元璋云：“我?guī)熚粗粒�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乃上策也”。


吳元年十二月，南京宮殿修成，李善長率群臣上表，云：“天生圣哲，本以為民，殿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下，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救生塞宇宙，德協(xié)天心，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請”。


朱元璋依禮推讓再三后，允登帝位，發(fā)布祭天文辭，云：


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余年，令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爭。惟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踐定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皇祗。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鐘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帝祇，惟簡在帝心。④


吳二年正月，朱元璋行祭祀天地之禮，正式建立明政權，年號洪武。入明后，北退的蒙古貴族仍然保有相當?shù)膶嵙�，雄踞漠北，洪武元年六月，朱元璋再次命令徐達前往征討，云：“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