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國的古史傳說由來已久。迄北宋時期，流傳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從盤古到三皇五帝的傳說，經過古代學者的編排，漸趨定型統(tǒng)一，并逐步被納入封建時代的古史體系。直到20世紀20年代轟轟烈烈的古史辨運動蓬勃興起之初，顧頡剛先生系統(tǒng)地公布了其著名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之說，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來一統(tǒng)，古史人化，古代為黃金世界，“從雜亂的古史中分出信史與非信史的基本觀念”。此后，封建時代史學家編排的牢不可破的古史體系，頃刻間被徹底顛覆。隨著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建立，中國古史學基本按照當時學者“古史問題的惟一解決方法”就是“考古學”的預言，沿著“從實物著手”，“建設真實的古史”的“一條大路”向前推進。以中國人類的起源難題的破譯為例，學者建議：“開展相關領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傳統(tǒng)的古人類學、考古學與新興的分子生物學之間的交叉與協(xié)作，明確彼此的關注點、需求和專長，凝練共同的學術問題和目標，整合現(xiàn)有的資源與成果并向著共同的學術方向一道前行，應是推動相關研究走向深入并破譯現(xiàn)代人起源這一重大命題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以上學者所論，無論是“開展相關領域交流合作”，還是“整合現(xiàn)有的資源與成果”，也都適用于與人類起源一并被視為世界性難題的農業(yè)起源、文明起源等諸多重大學術難題。2001年啟動的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亦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是以考古調查發(fā)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xiàn)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的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豐碩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王巍先生舉證說：

1.經過十幾年的多學科研究，對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距今5000年前后，在長江、黃河和遼河流域一些文化和社會發(fā)展較快的區(qū)域，社會分工和分化加劇，出現(xiàn)王權、階級和國家，相繼進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研究結果表明，中華五千年文明并非只是個傳說，而是真實可信的歷史。這對于中華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黃子孫了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實現(xiàn)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深遠的意義。

2.從各地有關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發(fā)現(xiàn)中，總結出了符合中華文明的特質、判斷一個社會進入文明的關鍵特征，豐富了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論。

3.通過多學科研究，對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與各區(qū)域性文明興衰的關系、各地區(qū)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yè)、手工業(yè)的發(fā)展、重要資源的獲取，以及其與各地文明演進的關系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也為今后在考古學乃至人文科學研究中的多學科結合摸索了經驗，提供了借鑒。

4.對距今5500年到4000年期間，各區(qū)域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匯聚融合、最終形成以中原地區(qū)為中心的歷史格局的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研究結果表明，各個區(qū)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鑒、吸收、融合重組，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區(qū)在匯聚了各地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此后，夏王朝又以自己獨創(chuàng)的一整套禮儀制度對周圍各地區(qū)施加了強烈的輻射，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氣象”。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貢獻。揭示出中華文明這種“多元一體”的歷史過程，對于增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實踐及所取得的一系列豐碩成果表明，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乃至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綜合借鑒與運用，是解決史前中國歷史與文化一系列繁難問題的不二選擇。很遺憾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在“走出疑古時代”理論誤導與區(qū)域文化建設和旅游開發(fā)推動下的復古、信古回潮，愈演愈烈，很多看似熱鬧非凡的學術活動，幾近失去了學術意義和價值。事實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蘇秉琦、殷瑋璋先生就曾批評學術界一種把某種考古學文化與文獻上的某個族人聯(lián)系起來的傾向，指出：“從長遠來說，進行這樣一項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個方面；但在現(xiàn)在，在對各地的考古學文化內涵、特征、與其它文化的關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認識還很不充分，還不具備做這種探索或考訂的時候，似應先做些基礎性的研究，積累起必要的研究素材，以備為進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礎�！庇纱丝梢姡�當下某些學者在毫無堅實的文獻和考古學證據的情況下，反復炒作石峁遺址是黃帝族邑之類的怪論，并不具有一絲學理價值。

目前，古史研究中還應注意的另一傾向，即從對“二重證據法”、古史多重證的質疑、商榷乃至根本上全盤否定，從批判“二重證據法”“穿鑿附會”“顧此失彼”，到批判“二重證據法”“不可證偽”，再到批判“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使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之間“陷入循環(huán)論證之中”。甚至有的學者學著當年“走出疑古時代”的做法，振臂高呼：“走出‘二重證據法’！”無論是“走出疑古時代”，抑或是“走出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這些釜底抽薪式全盤否定民國學術的論點，顯然都很難構成合格的學術命題。舉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該工程的成功實踐與取得的一系列豐碩成果，恰恰就是“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這一點，早在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先生似乎就已有暗示：“實現(xiàn)考古、歷史、民族三學科的結合，定將大大提高認識過去和預見未來的能力。這無疑是三個學科的共同責任”，“自考古學和民族學已分化成獨立學科后，把歷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學結合起來的工作，在歐洲，至遲19世紀末已經開始；在我國，自本世紀（20世紀）20年代以來，也不斷有人進行。但三者的全面結合程度，至今仍有相當距離”。所以，無論是“走出疑古時代”，還是“走出‘二重證據法’”，中國古史研究究竟應走向何處，論點的提出者均很難給出準確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這就不能不令人作出種種大膽的假設和猜測。

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史前中國——從智人時代到涂山會盟》一書，正是充分汲取了史學界、考古學界、民族學界等多學科的前沿成果，以大量翔實的材料，尤其是考古學材料為基礎，條分縷析，用簡潔的語言、生動的文字，勾繪出一幅史前中國的漫長而壯觀的發(fā)展圖景。總體上，全書論述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一系。本書作者柯勝雨先生雖非專業(yè)的史學和考古工作者，但其對史前中國的古史傳說、文獻記載和田野考古資料是頗為熟悉的。作者是一位作家，顯然我們不大可能用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的標準和眼光對作者和該書提出學術創(chuàng)新等更高的要求。該書兼具學術性和通俗性，或許正可呈現(xiàn)出不同的風格，供旨趣各異的人們鑒賞品讀。

蘇州大學第三批東吳學者、博士生導師

周書燦

202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