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書名為《典籍英譯新發(fā)展研究》。開宗明義，我們需要首先明確何為典籍。根據(jù)《辭海》（夏征農，2000：831）給出的解釋和定義：典籍乃國家重要文獻；典籍為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由此推知，典籍一詞有兩層義項：一是古代重要文獻、書籍；二是法典、制度。目前，學界大多認可將1911 年之前出現(xiàn)的中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領域的重要文獻和書籍視為典籍。據(jù)此，我們在從事典籍翻譯時，不但要重視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還要關注中國古典法律、醫(yī)藥、經濟、軍事、天文、地理等諸多方面的作品；不僅要翻譯漢語典籍，也要翻譯其他少數(shù)民族典籍。唯有如此，才能稱得上完整地翻譯中國典籍。
回顧中西交流史，中國和歐洲的文化接觸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數(shù)百年，但中國典籍的對外傳播則開展較晚。13 世紀，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等曾經到過中國，并撰有游記傳世。1590 年，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Juan Cob）翻譯的《明心寶鑒》（Precious Mirror of the Clear Heart）是中國文學譯成歐洲文字的本書。16 世紀，西方天主教傳教士陸續(xù)來華。他們出于傳教目的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廣泛涉獵中國哲學、歷史、文學和科技典籍，通過翻譯、評論、書信等形式向西方讀者描繪出一幅具有高度文明和特殊智慧的異域生活畫卷，在歐洲大陸掀起了一股影響深遠的中國熱。據(jù)黎難秋（2006: 584）考證，利瑪竇實為西人譯中國經籍之祖。1593 年，他早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并寄回國內。這一譯本雖已失傳，但從同時代西人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贊譽中可以推知，利瑪竇（Matteo Ricci）對傳播孔孟之訓確實有很大貢獻。此后，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郭納爵（Ignatius da Costa）、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殷鐸澤（Prosper Intor Cetta）、衛(wèi)方澤（Franciscus Noel）、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等西方傳教士相繼以拉丁文翻譯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三字經》等。法國人傅圣澤（Jean Francois Foucquet）翻譯了《道德經》。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翻譯過《書經》《尚書》《詩經》《趙氏孤兒》等。來自波蘭的傳教士卜彌格（Michel Boym）先后翻譯了《中國植物志》《脈訣》等。
早期的典籍譯著引起了歐洲各領域學者對中國的關注，激發(fā)了歐洲有關漢學研究的熱情。中國哲學思想、農桑工藝和醫(yī)學技術的引入推動了西方社會的發(fā)展和改良。這一由西方傳教士發(fā)起的中西文化交流持續(xù)了近兩百年，至1724 年基督教在中國全面被禁時才戛然而止。但是，中國典籍在歐洲的傳播并未停止。1761 年，《好逑傳》（Hau Kiou Choaan /The Pleasing History）英譯本首次在英國出版，并很快在歐洲產生了廣泛影響。根據(jù)早期從傳教士譯者獲得的碎片化信息，西方人拼湊和想象出了一個烏托邦的中國。19 世紀是西方人主導世界的世紀，但西方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翻譯和介紹從未停止，其精神魅力仍是思想文化精英們想象的烏托邦。此時，英美新教傳教士與來華外交官、商人、醫(yī)生等一同成為從事中國典籍英譯的主要推手。
英國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是西方派到中國大陸的位基督新教傳教士。他為后來的中國典籍英譯做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例如介紹四書五經，在澳門創(chuàng)辦英華書院，編纂部《華英字典》等。提到早期的典籍英譯，理雅各（James Ledge）、翟理斯（Herbert Giles）和德庇時（John Davis）被譽為19 世紀英國漢學三大星座。1843 年，理雅各來華。在華期間，理雅各借助王韜等人的幫助，英譯出版了《中國經典》等諸多中國典籍。雖然至今已逾百余年，理雅各的中國典籍譯本在西方仍被視為標準譯本。他的學術型厚重翻譯依然受到新時代典籍英譯研究者的青睞。外交官出身的翟理斯所翻譯的中國典籍涉及經、史、地、語言等領域，包括《道德經》《莊子》《三字經》《千字文》《佛國記》《洗冤錄》等。其貢獻是編譯《中國文學瑰寶》（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撰寫《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德庇時則先后翻譯了《老生兒》《好逑傳》《漢宮秋》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是英國第二代漢學家的杰出代表。他雖然從未踏足中國，卻精通漢、蒙、滿、梵、日等多種語言，擅長詩歌翻譯。韋利《詩經》英譯本曾多次再版，并被收入大中華文庫。國內學者對其《詩經》《論語》《道德經》《西游記》《蒙古秘史》等譯本都有大量研究。大衛(wèi)?霍克斯（David Hawkes）師承韋利，其成就是全文翻譯《紅樓夢》，同時也翻譯了《楚辭》和杜甫詩作等，是第三代漢學家中的佼佼者（汪榕培、王宏，2009: 5）。韋利培養(yǎng)的另一位漢學家白之（Cyril Birch）則以英譯中國戲曲典籍見長，譯有《牡丹亭》《桃花扇》等經典明清傳奇。此外，翟理斯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也為中國典籍英譯做出了重要貢獻，譯有《論語》《孟子》《道德經》《孫子兵法》等哲學、軍事著作。
馬禮遜對19 世紀來華的美國傳教士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曾從其學習漢語。1832 年，在馬禮遜的倡議下，裨治文創(chuàng)辦《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該報在刊行的20 年間成了當時中國典籍英譯的重要平臺。同時期另一位美國傳教士衛(wèi)三畏（Samuel W. Williams）同樣深受馬禮遜的影響。他曾幫助裨治文編輯《中國叢報》，并編譯《中國總論》（The MiddleKingdom）。這是在美國出版發(fā)行的部關于中國的百科全書。
20 世紀，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中國典籍英譯的新重鎮(zhèn)。此時期的中國典籍英譯理論與實踐呈相互聯(lián)動、齊頭并進的新態(tài)勢。這在各個類別的中國典籍英譯中均有體現(xiàn)。以詩歌典籍英譯為例，20 世紀上半葉，賓納（Witter Bynner）、龐德（Ezra Pound）是唐詩和《詩經》英譯的主要譯者。其中，龐德的創(chuàng)譯不僅形成了美國意象派詩歌種類，也幫助中國詩歌典籍確立了在美國，乃至在整個西方的經典化地位。20 世紀下半葉，韓祿伯（Robert G. Henricks）譯注《寒山詩（全譯注釋本）》在美國和西方掀起了有關詩人寒山的翻譯和研究熱潮。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作品有《初唐詩》《盛唐詩》《晚唐詩827860》《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中國文論》《他山的石頭記》等。安樂哲（Roger T. Ames）從比較哲學視閾重新審視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在《論語》譯本中創(chuàng)設新詞，以避免用西哲術語格義中國哲學。徳效騫（Homer H. Dubs）英譯出版了《〈漢書〉譯注》。卜德（Derk Bodde）在其兩部研究中國先秦史的著作中部分翻譯了《史記》。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早期中國典籍英譯以古代文學和哲學居多，但科技典籍英譯也逐漸引起重視。早在19 世紀，西方傳教士譯者已經翻譯了少量農學、法律、地學等科技類典籍，并撰寫了一些關于中國的百科性論著。例如，翟理斯曾英譯法醫(yī)學典籍《洗冤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曾選譯《農政全書》，斯當東（George T. Staunton）翻譯出版了《大清律例》和《異域錄》，衛(wèi)三畏著有《中國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等。20 世紀初，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各卷相繼出版，其中大量介紹和摘譯了中國古代各類科技典籍，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古代科技的輝煌成就，以及中國科技典籍巨大的史學價值、文化價值和實用價值。進入20 世紀，英國軍人卡爾斯羅普（E. F. Calthrop）從日語譯本轉譯了《孫子兵法》，首次將這一軍事經典著作帶入西方讀者視閾；美國學者威斯（Ilza Veith）完成了《黃帝內經?素問》的首譯，雖然并非全譯，但從此開啟了對中國古代醫(yī)學典籍，尤其是四大經典中醫(yī)學著作的英譯和研究。中國少數(shù)民族典籍外譯也由來已久。張西平（2018:69）指出，早在18 世紀時，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就十分重視滿文及北方民族文獻的學習和研究；19 世紀，俄羅斯出于擴張需求，其漢學也在中國西北邊疆史地的文獻翻譯和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19 世紀新教傳教士入華后，在上半個世紀幾乎沒有關于中國北方歷史文獻和少數(shù)民族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19 世紀下半葉后開始有些著作，但仍微乎其微（同上）。雖然少數(shù)民族典籍的外譯歷史悠久，但其英譯歷史卻并不長。
如果說19 世紀還是一個專業(yè)漢學和傳教士漢學并行的時代（同上：9），進入20 世紀，中國典籍英譯則以海外專業(yè)漢學家為主，中國學者逐漸介入其中。晚清民初，陳季同、辜鴻銘、蘇曼殊、林語堂等開始從事典籍英譯。他們學貫中西，既能深刻理解中國文化典籍的語言、語境和思想精髓，又能用優(yōu)美流暢的西方語言將其內容傳播至域外。他們的翻譯意圖和譯者身份迥異于來華傳教士和西方漢學家，是中國典籍譯出現(xiàn)象的肇始。其中，民國奇人辜鴻銘曾推出《論語》和《中庸》等英譯本；詩僧蘇曼殊曾英譯古詩110 首；林語堂則翻譯了《墨子》《鏡花緣》《老殘游記》，編譯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20 世紀中后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人承擔起英譯中國典籍的重任，提供了越來越多質量上乘、影響廣泛的譯本。他們的參與為中國典籍英譯注入新的活力。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典籍英譯上升為國家翻譯工程，受到高度重視。在從事典籍英譯的眾多中國本土譯者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楊憲益和戴乃迭。他們的典籍英譯作品足有上千萬字，代表譯著有《紅樓夢》《楚辭》《儒林外史》《長生殿》《老殘游記》《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史記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選》《關漢卿雜劇選》等。1978年，中國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中國典籍英譯從此進入了蓬勃發(fā)展的黃金時期，陸續(xù)有多種典籍英譯叢書出版，如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名著叢書、山東友誼出版社的儒家經典譯叢、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中國文學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英漢對照中國文學寶庫古代文學系列等。改革開放后，國內對典籍英譯做出重要貢獻的譯者當推北京大學的許淵沖。他的典籍英譯作品主要在古典詩詞方面，譯著包括《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一百五十首》《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李白詩選》《蘇東坡詩詞選》《元明清詩一百五十首》等。進入21 世紀，科技典籍英譯的種類不斷增加�！赌�子》《夢溪筆談》《山海經》《孫子兵法》《茶經》《續(xù)茶經》《黃帝內經》《傷寒論》等英譯本均被列入國家出版重大工程大中華文庫并正式出版。與此同時，在國家政策鼓勵和譯界學人的呼吁下，民族典籍的英譯數(shù)量也大幅增加，這極大豐富和完善了我國典籍英譯的種類和結構。
中國典籍英譯實踐已經持續(xù)了近三百年，但是典籍英譯研究的歷史卻較為短暫。早期的相關研究多出現(xiàn)在譯者所寫的前言、序、跋、后記中，表現(xiàn)為對于某些語言現(xiàn)象或文化現(xiàn)象翻譯的感言，多是零星個人感悟和經驗之談，較少有系統(tǒng)論述。進入20 世紀，西方漢學逐漸成熟。漢學家通常需要從前人的介紹或譯文中獲得與研究相關的信息，繼而挖掘新史料、借助新理論形成個人理解，開始新的闡釋，產生新的譯文，以適應不同時代的讀者需求。在這一過程中，譯者常常發(fā)表相關論著或編撰術語詞典，產生除譯本之外的副文本，催生典籍英譯研究新理論和新方法。
進入新時代，由國內學者主導的中國典籍英譯研究逐漸發(fā)展成為翻譯研究整體框架下的一個重要分支領域。學者們大量借鑒國內外翻譯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的新思想、新理論、新學說，將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接受美學、符號學、闡釋學、互文理論、類型學、目的論、傳播學、文化人類學、模因論、社會學等應用于典籍英譯研究，極大拓展了研究的領域、視角和途徑，形成了典籍英譯的譯史研究、譯者研究、譯本研究、英譯策略研究、傳播效果研究、文化研究、術語研究等多維一體的研究新格局。除此之外，我國學者開始嘗試融合中西譯論，探討中國典籍英譯的特殊性，建構適合中國典籍英譯研究的理論框架。許淵沖、汪榕培分別提出三美三化三之傳神達意的翻譯原則；王宏印重新詮釋了從道安到傅雷的中國傳統(tǒng)譯論；張佩瑤用英文撰寫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黃忠廉、胡庚申等學者秉持中西結合、跨學科互通的思路，提出了變譯理論和生態(tài)翻譯學。
國內典籍英譯研究在新時代的新發(fā)展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新時代頭20 年（20002019）的研究熱點是什么？出現(xiàn)了哪些受到關注的議題？典籍英譯研究的各個層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國內典籍英譯研究有什么樣的特征？呈現(xiàn)出怎樣的發(fā)展趨勢？我們?yōu)榇怂鸭�、整理并分析了�?0 年來產生的大量文獻資料，以期能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較為翔實可靠的依據(jù)。這就是我們撰寫本書的初衷。
我們發(fā)現(xiàn)，在新時代的頭十年，有關典籍英譯研究的年發(fā)文數(shù)量由個位數(shù)增長至兩位數(shù)，國內共召開了五屆全國典籍英譯學術研討會。一些高校開始培養(yǎng)典籍英譯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研究者集中關注和探討有關典籍英譯的核心問題，如中國典籍英譯的屬性和定義、影響中國典籍英譯的內外部因素、評判標準、譯者、譯本在目的語國家的接受狀況等。這一時期，從事典籍英譯研究的學者主要有許淵沖、汪榕培、楊自儉、王宏印、潘文國、卓振英、黃國文、羅選民、文軍、朱徽、王寶童、郭尚興、蔣堅松、郭著章、傅惠生、李正栓、包通法、王宏、姜欣、姜怡等。研究主要集中于《詩經》《楚辭》《紅樓夢》《水滸傳》《論語》《道德經》《莊子》《墨子》《孫子兵法》《茶經》《續(xù)茶經》等英譯作品，以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類典籍為主，兼涉科技類典籍。
中國文學和哲學典籍十分豐富，英譯實踐也有較長的歷史。經典名著在不同時代被不斷復譯，形成選譯、摘譯、編譯、全譯等各種類型的版本。在新時代頭十年，研究者多采用語言學相關理論進行文本分析，對譯文中對等、審美、意象、隱喻、文化負載詞等翻譯問題為關注，但規(guī)定性研究居多，描述性研究較少。與此同時，得益于本土譯論的發(fā)展，文學典籍英譯的理論建構在這一階段取得了進步。有關哲學典籍英譯的研究雖然仍以探討詞匯、句子和篇章層面的翻譯策略為主，但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已經顯現(xiàn)出多元化趨勢，出現(xiàn)了對譯者主體性、文化身份、讀者接受現(xiàn)狀的描述性研究，以及對哲學典籍英譯批評模式的構建等。
此外，研究者對哲學典籍中的多個核心術語英譯有較為深入的分析，但還未形成同源術語的關聯(lián)網絡研究。自2000 年起，國內開始有學者陸續(xù)介紹和研究翻譯的文化轉向，此時文學和哲學典籍英譯研究基本吻合了這一翻譯文化轉向的主流。
20002009 年，被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科技典籍并不多，這成為制約相關研究的主要因素。中國古代科技在科技范式、表述方式、敘述樣式等層面與近代西方科技有顯著差異，有時甚至會造成兩者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如何解決這種難題，應該成為中國科技典籍英譯實踐與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民族典籍英譯研究的情況與科技典籍類似，由于許多作品缺乏英譯本，相關研究顯得較為稀少。汪榕培、王宏印等學者認識到民族典籍翻譯的重要性，多次撰文呼吁開展少數(shù)民族典籍翻譯和研究工作。
進入20102019 年，典籍英譯研究的年發(fā)文量達到數(shù)以百計。經過前一階段的積淀和孵化，這一時期新人輩出，逐漸形成以師承關系為主體的研究團隊�？傮w來看，研究的理論視角更為多元，內容更加豐富，學科體系日趨完善，典籍分類研究的趨勢愈發(fā)明顯。此時期的典籍英譯研究，文化因素備受關注，策略研究依舊是焦點，譯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考鏡源流的傳統(tǒng)治學方法得到重視，定量研究有了長足發(fā)展，傳播效果研究成為新的生長點，民族典籍英譯研究和科技典籍英譯研究獲得加速發(fā)展。
在新時代，研究者對中國典籍英譯的認識也悄然發(fā)生著變化，中國典籍的外譯不是一個簡單的文本轉換問題，而是涉及中國文化是否真的能夠起到為世界文明的發(fā)展帶來新的途徑和新的價值（周新凱、許均，2015：70）。隨著研究成果的積累和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滲透，研究者對各類典籍的認識不斷加深。觀念的改變從根本上革新了繁榮期的研究熱點和發(fā)展趨勢。人們意識到，文學典籍是古代文人在各個歷史時期以文字形式對各種文學樣式的記錄和保存，能夠反映一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審美情趣和社會狀況，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相關研究應當兼顧語言、文化、審美、歷史等多個維度，全面展示各個時代的譯者風格和譯本特征。中國古代哲學全然不同于西方以邏輯思辨為特征的哲學表述，因此中國哲學典籍英譯應當尊重元典自成一體的思想體系，不能簡單以西哲術語格義中國哲學典籍中的核心術語。在新時代的后十年，古代科技典籍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信息價值，以及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實用價值受到重視；科技典籍英譯及研究取得長足進步。與此同時，在國家支持、學界重視的良好氛圍中，民族典籍英譯和研究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之勢。自2013 年起，民族典籍英譯研究的發(fā)文數(shù)量陡增，已經形成了
覆蓋東北、西北、西南地區(qū)共計十余個少數(shù)民族的英譯研究隊伍。進入21 世紀，國家先后啟動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等項目，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優(yōu)秀典籍英譯作品，體現(xiàn)了國家對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的頂層設計和政策支持。國內出版機構也相繼推出各種典籍英譯系列叢書出版項目，如古詩苑漢英譯叢外教社中國文化漢外對照叢書中華經典英譯叢書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粹東方智慧叢書等。新時代的頭十年，中國典籍英譯的出版和發(fā)行渠道主要在中國，但在后十年里，中國譯者逐漸開拓出海外出版的新渠道，聯(lián)合發(fā)行、版權轉讓等借船出海模式初見成效。此外，隨著互聯(lián)網和移動端閱讀的盛行，多模態(tài)融媒出版模式開拓出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新局面。
新時代的典籍英譯專家學者為尋求更密切的學術交流，陸續(xù)舉辦了不少主題豐富、形式多樣的學術研討會。首屆全國典籍英譯研討會（2011 年更名為全國典籍翻譯研討會）于2002 年舉辦。此后，全國典籍翻譯研討會連續(xù)舉辦了11 屆。在每一屆研討會上，參會專家的主題發(fā)言和與會代表的學術報告都能夠產生豐碩的成果，推動典籍英譯的實踐發(fā)展和理論創(chuàng)新。每一次研討會都有論文集正式出版，這對促進學術交流、傳播前沿思想、集結科研成果、推動學術爭鳴、激發(fā)創(chuàng)新思維、匯聚人才隊伍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全國民族典籍英譯研討會和全國典籍英譯高層論壇等的多次舉辦也為典籍英譯界同仁提供了學術交流平臺。
20002019 年的20 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典籍英譯研究立項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多的發(fā)展過程。典籍英譯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也從肇始之初的單一集中逐漸演變?yōu)槎帱c開花、多方拓展、多層分布的多元化態(tài)勢，此中變化映射出新時代典籍英譯研究從萌發(fā)到逐漸走向繁榮的發(fā)展圖景。古代文學和哲學典籍英譯研究呈縱深走向，帶動科技典籍和少數(shù)民族典籍英譯研究不斷開拓出新領域；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文本探勘、數(shù)位制圖等各種新興技術手段的發(fā)展和廣泛應用實現(xiàn)了典籍英譯研究路徑開拓和方法革新，豐富了典籍英譯的研究層面和觀察維度，驅動典籍英譯研究釋放出更大的發(fā)展?jié)摿�。新時代需要更多專業(yè)化的典籍翻譯人才投身于中國優(yōu)秀典籍的翻譯與傳播，以推動中華文化參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此，典籍英譯人才培養(yǎng)顯得尤為重要。南開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河南大學、四川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師范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多所高校在20002019 年相繼開設了典籍英譯研究方向碩士、博士生課程，培養(yǎng)了一大批典籍英譯研究的專業(yè)人才。為了更好展示典籍英譯在新時代的新發(fā)展，本書特分出上篇和下篇兩個部分。
在上篇部分，我們以這一時期產生的學術專著、期刊發(fā)文和博士論文為依據(jù)，對新時代典籍英譯研究的新發(fā)展進行了梳理。21 世紀典籍英譯研究新發(fā)展的特征之一是文獻數(shù)量急劇增加。我們根據(jù)學術專著、期刊論文數(shù)量的增長情況和研究熱點的變化趨勢，將新時代典籍英譯研究分為兩個階段：前10 年為理論發(fā)展期（20002009 年），后10 年為理論繁榮期（20102019 年），然后分階段進行論述。我們分析了各個時期相關研究的學術資源數(shù)據(jù)，列舉了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觀點，歸納了階段性的研究特征和發(fā)展趨勢，并分章節(jié)詳細梳理和介紹了文學典籍、哲學典籍、科技典籍和少數(shù)民族典籍在不同階段的英譯研究概貌，研究熱點議題、對象和方法，主要研究者，以及重要理論觀點和研究成果�？傊�，我們嘗試在大量的文獻資料中尋找規(guī)律，形成線索，再依照線索對文獻加以分類，對學術觀點進行點評。書中所有支撐性的文獻資料都標明了出處，希望能夠為讀者查找資料、拓展研究提供便利。
在下篇部分，我們著重介紹了新時代典籍英譯實踐的新進展，歸納整理并簡要評述了近20 年來各類典籍新出現(xiàn)的代表性譯本，對新時代典籍英譯的總體特征進行了總結與思考，梳理了與典籍英譯主題相關的歷屆學術會議，搜集并分析了的立項課題信息，描寫了典籍英譯的教學實踐、課程設置和教學效果等情況。
本書在書末有三個附錄，即附錄Ⅰ新時代典籍英譯研究代表性著作、附錄Ⅱ新時代典籍英譯代表性譯作和附錄Ⅲ新時代典籍英譯研究課題。
王 宏
2021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