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7年4月22日上午10點，上海武警醫(yī)院病房區(qū)。鐘文半臥病床，面頰消瘦蒼白，半閉著眼。我握著他嶙峋的左手，開場白簡單明確—我承諾，一定會為你出版這本書。他頭腦清楚，微微一笑，點點頭。這是最后的告別。當天下午他昏迷不醒，直到5月7日凌晨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是怎么認識的？應該和一個詩歌事件有關。1980年秋，在北京郊區(qū)定福莊，由《詩刊》副主編邵燕祥主持全國詩歌討論會，這是公開爭論“朦朧詩”的序幕，后稱為定福莊會議。在對“朦朧詩”刀光劍影的圍攻中，殺出有血性的“四條漢子”，他們是謝冕、孫紹振、吳思敬和鐘文。那年頭，我們正忙得四腳朝天，后來才聽說這件事。
記得1981年隆冬，鐘文在北京開會因急病住院。他穿著軍用棉大衣，蒼白消瘦，一副書生模樣。探視時間早就過了，我們在醫(yī)院門外小聚，有合影為證：鐘文、顧城、楊煉、唐曉渡、牛波和我。沒有會客室，也沒有小飯館，刮著西北風，冷颼颼的，誰也堅持不了多久—我們哆哆嗦嗦，互相取暖。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謂現(xiàn)代詩歌的上游。那年頭，四川詩人呼嘯成群，集結在成都。軍師鐘文出謀劃策，跟著搖旗吶喊，要說起來當年翟永明和歐陽江河都是他的學生。播下詩歌的種子，從成都出發(fā)，再沿鐵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見的人跡中。
鐘文在“文革”后期從上海到自貢下放勞動。他有兩三百本藏書，于是親手編寫了《文學描寫手冊》，半公開售賣，賺了第一桶金，嘗到甜頭。后來從自貢到成都，搖身一變，成為成都大學的老師，他借助電大的新媒體，開了兩門課，渾水摸魚撈下金銀。
1985年是轉折點。他從成都到深圳，水漲船高，躋身為深圳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再往前跨一步，僅僅一步，他混進香港的金錢世界。順著風向標，我跟著他亦步亦趨—同年春，我也下了海。我在北京昌平縣踩河村飛達公司聽差。業(yè)務范圍除了導彈以外，主要是出口轉內銷，倒賣盤條，試圖攪亂彩電市場，再加上所謂商演，賠本賺吆喝。據(jù)說進京還捎帶一貨車的臭帶魚—各種演繹版的傳聞。我們忙乎了大半年，連生意的邊兒都沒沾上，心里倒踏實，我再回到書桌碼字。
鐘文曾這樣寫道：“我十分欣賞客家人對人的命運的一句諺語：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天命所歸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過來的�！�
那真是天命。1990年夏天，我在巴黎見到鐘文。先通電話，約好在巴黎一家中餐館吃午飯。我們互相打量—我失魂落魄，跟流浪漢差不多；他住在難民營，但衣著優(yōu)雅，對未來充滿信心。午飯后，我順手把一個信封塞進他口袋里—這是我剛在蓬皮杜中心朗誦的酬金。四海之內皆兄弟，沒的說。
次年冬，眼見著鐘文的滅頂之災，被助手卷走了大部分存款。蒼天在上，居然和助手共享銀行賬號的簽名權—他可真夠糊涂的。估摸有一百多萬法郎，對我來說那是天文數(shù)字。真為他著急，心里咯噔一下—看來流浪者與流浪者完全不一樣。
冬去春來，接著地氣緩了過來，他開始做小買賣。從山地自行車服裝到絲綢生意，慢慢走上正軌。記得1993年圣誕前夜，鐘文在他家約我和幾個朋友小聚。我喝多了，反復嘮叨這句法文“beaucoup, beaucoup de problèmes”（很多很多問題）。圣誕樹的彩燈一閃一閃。是啊，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那是我的艱難時刻，其實鐘文也如此。躺在他家的沙發(fā)上，我半夜醒了過來，還是重復這句新學的法文。鐘文為我蓋好毛毯，像哄孩子般安慰我。
那陣子，宋琳家住巴黎三區(qū)，送孩子上學，幾乎每天早上都能見到鐘文，互相打招呼。鐘文推著小車送貨，顛簸在鵝卵石路上，叮叮當當，沿著店鋪門板回響。他自食其力，毫無老板的架子。
仗著腰板還算硬朗，鐘文爬上小山坡，喘了口氣。我算了算，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他剛五十出頭，做出戰(zhàn)略轉移的重大決定，于是從巴黎挪向上海。
他和一個法國人在西湖邊聊天，談起職業(yè)選擇。他說，如果我現(xiàn)在選擇，我還是會選擇做商人。為什么？因為教授在智力與能力上的挑戰(zhàn)越來越小，中國的教授是很平淡，甚至很中庸的一種職業(yè)（自然科學另當別論），我們這一代人中大量的是人云亦云的抄書匠，如此而已。商人不一樣，做商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是對人的潛能的巨大挑戰(zhàn)，成功與失敗每天都在考驗著他們，所需要的能力遠遠不是讀書抄書這么簡單。他們面對的世界非常之大，因為這一切，我情愿去做一個商人。
看來天命不可違。九十年代末，鐘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從巴黎搬到上海，成為歐羅福國際集團遠東區(qū)總裁和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如果野心像深淵，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1999年夏天，在巴黎歌劇院附近的咖啡館，鐘文和一個法國的中國通喝白蘭地抽雪茄。中國通說起一筆生意，涉及法國電力公司，打算把法國的幾個火力發(fā)電廠，低價甚至無償拆遷到別的國家或地區(qū)，當然針對的是第三世界。假如只花一歐元，可買下一座法國火力發(fā)電廠—這是多大的誘惑，做生意堪比賭博，而夢想?yún)s比金錢遠大得多。
再說，法國人一點兒都不傻，他們早就準備取代火力發(fā)電廠了，順便給中國送去厚禮。鐘文當然也不傻，中國能源需要的是時間差。
盤算小九九，一步一步向前推演—從法國電力廠拓展到全球綠色能源計劃—這是鐘文夢想的王國，但想想都后怕。硬著頭皮，他與美國通用（GP）、英國石油（BP）和日立等公司的老板們一起合伙共謀，相當于“八國聯(lián)軍”。看來他是站在深淵邊隨時準備跳下去的人。
規(guī)避商業(yè)機密，鐘文幾年后在香港跟我閑聊，談到他的龐大計劃，我聽著都犯暈—除了詩歌的邏輯，還有金錢的邏輯，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訶德那樣沖向風車。再加上文牘的邏輯，他沿著字里行間跋涉，終于獲得聯(lián)合國的正式批準。自稱為“歷史性的文件”，卻需要全球綠色聯(lián)盟計劃的先決條件。他想得美，緊緊抓住一紙公文，喜極而悲。
2002年冬天，我陪母親去上海和蘇州小住。我被鎮(zhèn)住了：鐘文快成了上海灘的老大。他的坐騎是美洲豹（Jaguar），據(jù)說是上海頭一輛，從英國直接運過來的。司機小張戴著白手套，畢恭畢敬。他派頭可大了—無縫流線后背發(fā)型，皮鞋锃亮，意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于官商之間，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對焦。
順手，他把上海作協(xié)那棟小樓（巨鹿路675號）包租下來，先讓文學靠邊站。他還開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飯店”餐廳，高朋滿座。我把外甥女介紹給他，擔任英文翻譯。當然了，我和母親也蹭車沾光，包吃包住。坦率地說，在上海待了三天，我東聞聞西嗅嗅，估摸是被那股男用香水味兒熏著，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2006年秋，世界的舞臺轉換，我和鐘文相聚在紐約。他剛見過通用公司的老板，前不久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正式會談，為了綠色能源和綠色美元而干杯，據(jù)說還登上了報紙。我們請了一個學中文的美國小伙子專程陪同，鐘文在新大陸實地考察。
在紐約，落葉飄飛，就像日子那樣任意揮霍。我們住在曼哈頓西中區(qū)的小公寓，他蜷縮在小沙發(fā)里，感嘆人生，生意無常，看來還是平頭百姓，平起平坐。問了問我的難處，他順手寫下一張支票，捐了兩千歐元。后來他半開玩笑問我，是否背后罵娘。沒這回事兒，我應道，錢多錢少，都得感謝金主們的支持。
我2007年8月從美國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次年夏，鐘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馬可波羅酒店下榻。他身體虛弱，閉上眼說話，像生病的大鳥。據(jù)他說是一種怪病，譯成“運動神經阻礙癥”。我問他，倘若閉上眼談判，和那些大老板們怎么周旋？他攤了攤手，苦笑，無可奈何。
每隔一陣他專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兩個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緊挨著“購物天堂”的海港城。我們倆先在餐廳聊天，接著家人摟著大包小包，我們一起吃頓晚飯。鐘文閉著眼，他夫人目不轉睛，停在某處，和櫥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從“八國聯(lián)軍聯(lián)合國全球綠色聯(lián)盟”到環(huán)保利用焦爐煤氣零污染燃氣輪機、綠色美元，直至不夜城高檔櫥窗、英意晚餐菜單、侍者表情、模特臉色，我就煩透了，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為了友誼干杯，怎么辦？我提出唯一的條件是，鐘文本人到我家吃頓便飯。他終于來了，喝紅酒加上家常便飯，他突然睜開眼睛，談天說地，聊到深更半夜。
2012年春，我在香港中風，后來趕到上海，在一家針灸診所治療。當天晚上，雖有嚴格醫(yī)囑，還是忍不住跟鐘文通了電話。他驚呼，非得趕到酒店過來看我，哪怕只待一個鐘頭。
我們在大堂咖啡廳小聚。鐘文是半個盲人，我是半個啞巴，同病相憐，但還挺樂呵—在真實的處境中，這才是堅不可破的友誼。
這是人生的轉折之年。他從巔峰滑到低谷，公司倒閉，跟老婆離了婚，把別墅也賣掉了�！氨緛頍o一物，何處惹塵�！�，他好歹撿了條命，終于回到書齋中。
那年，幾乎每個月我都去上海治療。鐘文是美食家，聽說我要過來，總是由他安排當晚請客，派司機接送。兇猛的美洲豹換成老掉牙的面包車，司機小張也變成老張了。一旦公司倒閉，鐘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開了窗戶。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個樂觀又充滿好奇的人，對上海幾乎所有的細節(jié)無所不知。當年他是里弄的窮孩子，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中生存，那得有多么強大的能量和原動力啊。他目光時而溫柔時而狡黠，就像老頑童。他每次請客，往往更換不同的老餐廳，好像為上海感到自豪。鐘文每次搶著買單，手頭拮據(jù)，而我心里清楚，他在乎的是內心的驕傲。與此同時，他反復查看賬單，估計多年被人坑騙。
自2012年起，鐘文沉溺在書齋中，通讀那些大部頭的艱深原著，尤其是現(xiàn)當代哲學，寫下百萬字的筆記。從商人轉換成詩歌評論家，他發(fā)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引起詩人和詩歌讀者的矚目。他從小熱愛文學，算得上童子功，加上過目不忘，浸染其中，這五年下了功夫，他厚積薄發(fā)，最終留下
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恒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鐘文的身體每況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癢，住了兩個多月醫(yī)院，被抗生素灌飽了，看起來止癢了，但最終引起腎癌，相當于一連串連鎖反應。幸好人有一顆心，卻有兩個腎，等于備胎，他的另一個腎被切除了，他活了下來。手術很成功，我專程前往祝賀，打開一瓶法國紅酒，為生命干杯。
看來各有各的人性的弱點。鐘文堅信西醫(yī)對生命更有效，特別是三甲醫(yī)院著名醫(yī)生加上美國藥。他用盡最貴的美國藥，病況有所好轉，但無形的病毒潛伏下來。
記得三年前，我和毅偉到他居住的“羅馬花園”單元小聚。我坦率地說：“你是個文人，當不了商人�！彼�就像犯錯的孩子，搓搓手，點了點頭。就在前天晚上，我們在一家粵菜館吃晚飯。毅偉問鐘文，你最近怎么突然消失了？鐘文交代，他和兩個法國華人合伙，一起到柬埔寨倒賣房子，為了掙快錢，結果被黑幫綁架，搶劫一空。他繪聲繪色，包括不少可信的細節(jié)，我們全都信了。后來才知道，鐘文在山西廠方欠巨債，被拘一個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馬。轉眼連面包車也賣掉了，司機老張也失業(yè)了。
時光流轉。鐘文曾師從上海真如廟住持方丈妙靈法師。據(jù)說他捐了七十萬，翻建這座小廟。講起他的經歷與磨難，妙靈法師沒說什么，只寫了四個字：無得正觀。
鐘文寫下的《那趟從不�？康牧熊嚒返慕浬套詡�，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終于找到了這本書。他在結尾處寫道：“讀經以后使我很為開悟。俗世的得失觀，過分強調了金錢的作用，于是人就產生了很多錯覺和不良習慣。世上常常是貪心所起的假象，對錢的貪心越大，假象就越大，貪心越大，執(zhí)著就越厲害，如此的惡性循環(huán)，會讓人大吃苦頭�！�
臨終前，面對病榻上的鐘文，我握著他的手，應下唯一的承諾，終于如釋重負。
這一年多來，我隨身帶著他的書稿旅行，但幾乎不敢觸摸，就像難以愈合的傷口。雖說友誼為重書為輕，可難上加難—鐘文的書稿龐雜無章，多是筆記或未成稿，再說也不是我的行業(yè)。幸好找到關鍵的人物孫曉婭教授，她認識鐘文，也喜歡他的文章。孫教授和學生們共同合作，花了大量的精力與時間，終于編成了這本書。
北島
2018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