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梁奉壯 譯 多年以來，中德刑法教義學一直緊密精誠地合作。德國在19世紀就發(fā)展出了刑法教義學，其因結構清晰和自成體系而同樣適用于其他國家。中國這樣的大國有著迥異于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當然不能輕易地移用德國刑法教義學，而應該審慎究察，選擇最適合中國社會實情的教義學理論。對此本書將有所裨益。本書的中文譯本包含德國刑法學者的自傳，這些學者是20世紀下半葉的專業(yè)巨擘或執(zhí)牛耳者。其中一些人也享譽國外，例如漢斯-海因里�！ひ峥耍℉ans-Heinrich Jescheck）和克勞斯·羅克辛（Claus Roxin），另一些則只在德語區(qū)有所影響。他們的共同點在于都極大地豐富了德國刑法學內部的討論。我希望本書也能夠豐富并推動中國的討論。 真誠感謝令人尊敬的同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馮軍教授將本書推薦至中國出版，也感謝四位譯者承擔并出色地完成了本書的翻譯工作。 埃里克·希爾根多夫 2018年11月于維爾茨堡 德文版序言 梁奉壯 譯 本文集將通過著名刑法學者的代表性自述，展示過去五十年德語區(qū)刑法學和刑法史的發(fā)展進程。其中不僅呈現了作者們的個人和學術經歷，而且他們的個人經歷也融入德語區(qū)刑法學的整體歷史當中，并由此成為當代史的一部分。反過來，當代史的事件亦影響著個人和學術的發(fā)展，并且在這些自述中得到體現。 本文集所選擇的主題和其他當代史報告的區(qū)別在于，報告者和報告對象具有同一性。這種同一性是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即自傳的典型特征。為了更清晰地說明所刊的學者自傳的特色和目的，有必要了解一下形式多樣的自傳文體。除了描述個人生平的自傳之外，自傳性信札、自畫像、日記和回憶錄等文學形式也屬于自傳。在互聯(lián)網時代，“博客”成為網上公布的日記變體。 信札所述說的內容是片段性的，自畫像的實質是關于自我?guī)缀醪皇軙r間限制的性格表述，而日記則體現出更大的時間連續(xù)性。特別是當它作為“公開的日記”從一開始確定要出版時，就顯然具有自傳的特征。但是日記缺乏更強的關聯(lián)性，只有通過講述者的視角才能獲得這種關聯(lián)�；貞涗浐酮M義的自傳即以此聞名。后兩種文學形式的區(qū)別是，“回憶錄”的稱謂多用于名人的自傳文本，例如著名藝術家或者政治家。其特色在于，講述者的生平閱歷和奇特的外部事件息息相關。 直白的主觀視角是狹義的自傳所特有的，它們?yōu)樽x者敞開心扉，直達作者的靈魂深處。著名的例子是奧古斯�。ˋugustinus）的《懺悔錄》（400年前后）、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隨筆集》（1580/1595年）或者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懺悔錄》（1782年）。盧梭在該書的開始部分就描繪了這樣的場景：他手拿此書，在末日審判時站在上帝面前并對上帝說，他無所隱瞞、無所粉飾，他卑微地展示自己是什么樣的人，表露最深處的心聲，仿佛它就裸露在上帝眼前。所有的人“將聽到我的懺悔，為我的弱點而嘆息，為我的不幸而羞愧”。 讀者在本文集中找不到盧梭自傳式的懺悔錄。本書的內容是學者自傳，即刑法學家的自述，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個人的精神成長過程，而是智識的形成和學術作品。此外也將看到德國刑法學和刑法的發(fā)展，就此而言這里所呈現的文本在某種意義上接近于回憶錄文學。書中有些地方也通過陳述作品的方式來補充個人的生平和影響，由此學者自傳獲得了一種明顯區(qū)別于其他自傳體形式的獨特魅力。 法學，至少德國法學和自傳可謂格格不入。正如拉德布魯赫（Radbruch）所說，法學家似乎“不以個性而更多是以客觀性著稱”，因此“不怎么有……傳記人物的魅力”。對于寫作自傳來說，可能更是如此。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也許與法學方法的基本立場有關：法學家個人沒有法律及其“客觀的”解釋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作者的個人歷史不應該對法學有所影響。德國著名法學家的自傳少人問津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在于，大部分法學家的生活經歷并不那么波瀾壯闊。大學老師當然也是這樣，甚至可能更是如此。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自傳和傳記文學并不流行，甚至有文學理論否定自傳和傳記文學的存在合理性乃至其存在可能性。如今局面已經煥然一新。近年來傳記和自傳著作在人文科學中得以復興，其中也不乏學者傳記。法學界的情形也是如此。根據資深觀察員的考察，在學術文獻中第一人稱單數的重新使用有時甚至到了泛濫的程度，“自傳的誘惑”似乎令越來越多的學者無法抗拒。 無論人文科學的潮流如何起伏，自傳性敘述至少應該在法學中獲得比迄今為止更多的關注。在著名學者的傳記中，作品背后的個人形象浮現出來并為人所知。由此作品就富有了形象感，有時還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作品中的微妙之處也變得讓人可以理解。讀者會了解到作品誕生所受到的影響和推動。直接相關的第二點是，傳記性的敘述通常是當代史的價值非凡的文獻。過去五十年的刑法史精彩紛呈，尤其是50年代后期出現的、以著名的1962年草案為巔峰的刑法改革的探討，關于“目的行為論”的爭論，選擇性草案（1966年），圍繞道德保護抑或法益保護的分歧，德國刑法的世俗化，以及一系列發(fā)軔于70年代中期、飽受學界批判的刑法分論改革。此一期間刑法學者們的傳記顯然有助于我們了解這段歷史。 本書中的很多述作也提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學辦學條件和60年代晚期、70年代初期的學潮。年輕學者及其功成名就的同事之間明顯無休止的問題，還有經常讓人覺得難以捉摸的職業(yè)實踐，也在本書中有所體現。對于年長的作者，納粹政權和二戰(zhàn)也是其自傳的內容。有些作者對這一時期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述，顯露出它的塑造作用。至于自己的大學老師與納粹的瓜葛這個問題，確實令人難以啟齒，有時還會令人感到心痛，不過這個問題只是個別地有所提及。另外書中也以總體的視角提到了學術和實踐的關系、大學教學法的問題、90年代以來刑法學的轉型以及當今刑法學工作的國際化等。 德國刑法學一如既往地擁有世界性影響，這同樣歸功于本文集所匯聚的作者們的功勞。在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qū)，也包括南美洲和土耳其，人們對法學的理解比在德國更加個人化。這些地方特別看重作者的學術出身，即其師承關系以及所屬的學術流派。因而除了法學關系中的個人定位之外，考慮到德國刑法學的國際影響，自傳性的敘述也富有特別的意義。 另一個應當在法學當中引入自傳性敘述的根據與教學法有關：著名法學人物的自傳以實例表明，研究法律和法學不僅僅意味著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之下解決棘手的案例。這種想法是個誤區(qū)，而現在的學生受到越來越緊迫的考試要求的影響，可想而知很容易陷進去。法學家的自傳可以表明，法律的發(fā)展與社會和文化的發(fā)展休戚相關，同時也是付諸行動的主體的成果。 學術性自述也總是關乎“學者”本人，關乎作為生活方式的學術本身。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強調，“以學術為業(yè)”也要求學者的特別共鳴，尤其是精神上的自律和智識上的誠懇。韋伯最重要的學術要求是尊重價值（判斷）無涉的原則，即仔細區(qū)分學術論斷和個人評價特別是法律政策的要求。尤其是在課堂上，這二者必須涇渭分明。法學中對應韋伯的價值無涉原則的就是區(qū)分實然法和應然法。本書所刊的生平敘述也再次體現了這一主題。 所有的自述都拋出了一個特別的問題，用世界文學中最著名的自傳之一的名字來形容它可謂恰如其分：“詩歌與真相”。在自傳中，寫實的自我描述和虛構很容易相互交織，不僅讀者，甚至作者也不常注意到這一現象。自我認知（Selbsterkennung）很可能就變成了自我誤認（Selbstverkennung）。例如過于草率地填補記憶空白、事后合理化有問題的決定、粉飾或全部省略“不合適”的事件等，從而塑造和諧的形象。當出于立場原因必須艱難地選擇所敘述的事件時，尤其如此。不過學者的自傳最有可能避免自傳體的這個明顯的問題，一般來說，作者已經把客觀的學術陳述的標準深刻內化了，因此也能夠把它們用于敘說自己的生平。 編輯20世紀下半葉德國刑法學者自述的另一個核心問題當然就是篩選作者。在編者進行的學術交流活動中形成的、可以說是“主觀的”偏好肯定非常重要，這一點毋庸贅言。為了使本項目從一開始就不致遭受失敗的命運，我們只考慮那些在項目開始時已經年滿70歲的學者，而且主要選擇的是其刑法學著作形成了國際影響的學者。鑒于本文集不僅要包含德語區(qū)著名的刑法教義學家，還要展示德語區(qū)刑法學的豐富多樣性，我們做出了另一個限定，即作者對于他們文本的創(chuàng)作和篇幅享有充分的自由。文本的差異反映出人物及其風格的差異，所以可以接受。 書中一些文本［卡爾·拉克納（Karl Lackner）、維爾納·邁霍弗（Werner Maihofer）、漢斯-路德維�！な┵嚥℉ans-Ludwig Schreiber）］是在編者和相關人士進行面談的基礎上產生的，后來由各個作者進行了（部分地方較大的）修改和擴充。2006年去世的圖賓根（Tübingen）刑法學家特奧多爾·倫克納（Theodor Lenckner）對德國刑法學具有特別的意義，因而本書也將他補錄其中。關于他的文本出自他在圖賓根的學生愛德華·施拉姆（Edward Schramm）。弗萊堡（Freiburg）的犯罪學家京特·凱澤（Günther Kaiser）在剛完成第一版手稿之后就去世了，他的女兒貝蒂娜·凱澤（Bettina Kaiser）和慕尼黑的同事海因茨·舍赫（Heinz Sch?ch）最終完成了該文本，我們對此表示感謝。 非常感謝我的學術助手克里斯蒂安·克勞瑟（Christian Krauβe），他熱忱而且盡心盡力地參與本書的編輯工作。本書收錄于“法律當代史”系列叢書之中，對此真誠感謝我的同事托馬斯·福姆鮑姆（Thomas Vormbaum）先生。維爾茨堡（Würzburg）的威廉·漢斯·魯赫蒂基金會（Wilhelm H.Ruchti-Stiftung）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私人贊助者慷慨地支持了本書的印刷工作。我同樣感謝本文集中的作者們，他們不但不辭辛勞地回憶往昔，還經常熱情慷慨地向編者提出支持性的建議。受益于上面這些智力上的支持，編者至少可以無懼冒昧，盡心編好這本文集。 編輯本書的想法來自我和維爾茨堡大學的同事京特·施彭德爾（Gü-nter Spendel）的談話，對于他的各種建議和提示，我必須致以特別的謝意。施彭德爾是德國刑法學和法律傳記的賢長者，從一開始就建設性地參與了本項目并且支持我實施它，還在多種問題面前為我獻計獻策�？上Ь┨亍な┡淼聽枱o法見證本書的問世。2009年6月4日，就在我們共同校對樣稿之后幾天，他就過世了。謹以此書紀念他。 埃里克·希爾根多夫 2009年6月9日于維爾茨堡 陳興良序 《德語區(qū)刑法學的自畫像》一書是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法學院教授埃里克·希爾根多夫教授主編的，該書內容是20位德語區(qū)當代刑法學家的自傳（另有一位是他人所寫的追憶）�，F在，該書經過我國年輕刑法學者何慶仁、王瑩、徐凌波和梁奉壯的艱辛翻譯，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這是值得驚喜的，為我們了解德國剛剛退出學術舞臺的這一代刑法學家，提供了一個直接的窗口。 本書的21位德語區(qū)刑法學家，出生于20世紀前三十年，對于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我來說，是父輩；而對于出生于20世紀70、80年代的譯者來說，是祖父輩。這些德語區(qū)刑法學家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而青少年時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度過的，二戰(zhàn)以后才完成學業(yè)，陸續(xù)走上教學科研崗位，成長為著名刑法學家。例如，出生于1915年的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漢斯-海因里�！ひ峥私淌冢谄渥詡髦芯蛯Χ�(zhàn)這段經歷進行了敘述，他參加了波蘭戰(zhàn)役、法國戰(zhàn)役和蘇聯(lián)戰(zhàn)役。其中還包括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1944年7月，我口袋里揣著第118裝甲偵察部隊首長的委任狀，來到位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的指揮部。到了那里我大吃一驚，18師和118裝甲偵察部隊已經全然不存在了。據說部隊已在蘇聯(lián)中央軍區(qū)進攻中被對方以壓倒性優(yōu)勢殲滅�！痹诘聡鴳�(zhàn)敗以后，耶舍克于1945年4月法國人占領弗萊堡以后，在野戰(zhàn)醫(yī)院成了戰(zhàn)俘，并被押往法國，度過了兩年監(jiān)禁生活，直到1947年7月才獲釋。此后，耶舍克于1954年4月1日受邀出任德國馬普外國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直到1983年退休。耶舍克教授于2009年9月27日走完了94歲的漫長人生。對于我來說十分榮幸的是，2011年1月7～8日，應德國馬普外國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齊白教授的邀請，我和梁根林教授、江溯博士參加了在弗萊堡舉行的、主題為“一個全球視野之下的刑法”的漢斯-海因里希·耶舍克教授紀念研討會，我代表中國學者在大會上做了發(fā)言，還在馬普所辦了講座。這是我最接近耶舍克教授的一次，而看了耶舍克教授的自畫像以后，對這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刑法學家的人生和學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人生和學術是學者的兩個面向，作為學術從業(yè)者，我們對于同行學者的學術思想也許十分熟悉，但對于他的人生經歷就不甚了然。對外國學者尤其如此。但對于一位學者的學術思想的深刻理解，離不開對其人生經歷的透徹了解。這個道理，現在越來多地為人所知。因此，學者的生平作品也越來越多地出版。例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了日本著名刑法學家西原春夫教授的《我的刑法研究》一書，此后又在2018年出版了我國著名刑法學家高銘暄教授的《我與刑法七十年》一書。西原春夫教授與高銘暄教授都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已是耄耋老人，和德國耶舍克教授是同時代的刑法學家，并且具有密切的私人情誼。當然，高銘暄教授和西原春夫教授的自傳作品是單人成書的，篇幅較大因而能夠較為全面而深入地展開傳主的人生道路和學術思想。而本書雖然篇幅已經不小，但收入21位刑法學者的傳記，落實到每位學者，篇幅較小，難以全景式地展開各自的學術生涯。而且，本書基本上是傳主的自述，也許是作為刑法學者寫慣了抽象的學術論文，因而對自己生平描述的可讀性上不盡如人意。 本書的自傳以描述人生經歷為主，較少涉及傳主的學術思想。收入本書的是二戰(zhàn)以后崛起的德語區(qū)的著名刑法學家，他們對德國乃至于世界刑法學的發(fā)展和交流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也有個別傳主還是展現了其刑法學術研究成果，甚至以此為主。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恩斯特-約阿希姆·蘭珀教授。在自傳一開始，蘭珀教授就說了這么一段話：“學者與藝術家和政治家們不同，后者總是力爭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并期盼得到公眾的認可；而前者通常沉浸在圖書館或者實驗室，即使偶爾出現在公眾面前，其目的一般也是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為世人所用。所以，學者的自傳也（或者應當）不像藝術家和政治家的自傳那樣，以自我回憶或者展示自我的發(fā)展為主，而應當致力于總結自己的研究成果。至于此外他們的個人經歷還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很大程度上與其同時代的人是一樣的，受他們開展工作的時代環(huán)境制約，并與時代精神交織在一起。在此意義上，他們的個人經歷其實沒有什么不平凡之處，只需（或者應當）簡短地提及即可。”秉持這種態(tài)度，蘭珀教授的自傳除了第一部分對生涯歷程做了概括性的敘述以外，以主要篇幅對其學術作品做了介紹。涉及不法理論、正犯與參與、刑罰等刑法總論主題和經濟犯罪等刑法分論主題，還包括刑事訴訟法和法律基礎性研究，即法哲學原理等內容，可謂十分廣泛。值得注意的是，自傳的第三部分生涯與研究之交叉。在此，蘭珀教授提到了所謂時代精神的概念，談到了人生經歷對其刑法學術研究的影響，認為這些早期經歷極有可能無意識地滲入了他的研究之中。也許，這也正是我們了解這些刑法學者個人經歷的意義之所在吧。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fā)展，德國刑法學也開始引入我國，尤其是德國刑法教義學，對我國刑法學水平的進一步提升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書主編埃里克·希爾根多夫教授出生于1959年，是我的同時代人，他長期在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法學院從事刑事法理論研究，并擔任中德刑法學者聯(lián)合會德方召集人，與中方召集人梁根林教授密切合作，以輪流在中國和德國舉辦刑法學術論壇的形式推進中德兩國的刑法學術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不僅如此，希爾根多夫還招收和培養(yǎng)了多名中國博士生，其中就包括了北大刑法學科的博士生。例如在本書譯者中，徐凌波和梁奉壯兩位都是維爾茨堡大學的法學博士，希爾根多夫教授是他（她）們的導師。而另外兩名譯者也都有德國學習經歷，其中，王瑩在北大碩士畢業(yè)以后到德國留學，在弗萊堡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何慶仁曾經在馬普研究所進修學習。同時，我是何慶仁和徐凌波在北大的博士生導師。從這些譯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刑法學的未來。 受本書譯者何慶仁教授的邀請，在本書出版之際撰寫以上這些文字，并向讀者推薦這本書。 是為序。 陳興良 謹識于北京海淀錦秋知春寓所 2019年4月27日 馮軍序 何慶仁教授——一位冷靜、深刻而睿智的中國刑法學者——囑咐我也給《德語區(qū)刑法學的自畫像》中文本寫個序，理由是已經習慣于推辭的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推辭的：本書的主編希爾根多夫教授在中文版序言中以“真誠感謝”的方式特別提到我“將本書推薦至中國出版”。 大約10年前，希爾根多夫教授在他明亮、潔凈并懸掛著“桃李天下”中文橫幅的研究室里送給我一部精裝本的Die Deutschsprachig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in Selbstdarstellungen,這就是由何慶仁教授、王瑩副教授、徐凌波博士和梁奉壯博士等翻譯成中文的《德語區(qū)刑法學的自畫像》的德文本。希爾根多夫教授當時告訴我，他還正在主編一本《德語圈外國刑法學的自畫像》，以收錄在德國學習、研究過的外國刑法學者的自傳，并希望我也能寫一些關于自己的文字給他，我欣然答應了。但是，當我仔細閱讀德文本的《德語區(qū)刑法學的自畫像》之后，我認識到自己其實沒有資格寫這種在刑法學的圣地德國公開出版的學術自傳。 《德語區(qū)刑法學的自畫像》中收錄了本書德文本出版前的50年間為德語區(qū)刑法學作出巨大貢獻的刑法巨擘的自傳。在該書的德文版序言中，希爾根多夫教授解釋說，他篩選本書作者的原則是“在項目開始時已經年滿70歲”，并且“其刑法學著作形成了國際影響”。在這本書中，17位我曾見面和未曾謀面但是都在德語刑法文獻中經常遇到的刑法巨子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學術創(chuàng)舉進行了自我描述(在本書介紹21位刑法學者的文本中，有三篇是編者基于面談形成的，但由被介紹者進行了修改和補充，有一篇是由被介紹者的弟子撰寫的)，從這些敞開心扉的文字中，不難發(fā)現他們非凡但總是伴隨痛苦的靈魂塑造、精致但總是不斷修正的刑法構想。例如，阿茨特(Arzt)教授對職業(yè)利己主義的批判、布格施塔勒(Burgstaller)教授對學術性地鉆研法律的美好回憶、埃澤爾(Eser)教授如何順利完成了與(作為現實與價值之間充滿沖突的)法律的胃口對接、希爾施(Hirsch)教授在自己的家庭因為“Hirsch”這個在猶太人中很普遍的姓氏而被懷疑是猶太人時所產生的生存憂慮、施羅德(Schroeder)教授為了避免因為一直研究外國法而游離在學術圈的邊緣所展開的關于間接正犯的研究如何影響了以《正犯與犯罪支配》聞名于世的羅克辛(Roxin)教授的正犯理論，等等。 在上述刑法巨子中，有些我熟知的長輩已經仙逝了，但是，他們的人格魅力、刑法思想和中國情誼，都值得我銘記在心和永遠追求。例如，希爾施(Hirsch)教授是一位多么和藹可親的老人啊，我2004年在波恩研究期間，早已從科隆大學退休但是仍然筆耕不輟的年近80歲的他開車帶我去德國西北小鎮(zhèn)蒙紹(Monschau)郊游時的歡聲笑語，至今都不時在我耳邊回響！ 我羞愧地意識到因為缺乏可望其項背性而放棄寫一份被計劃納入德國出版物之中的自傳之后，決定把Die Deutschsprachig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in Selbstdarstellungen翻譯成中文出版，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最后我不得不將這項在多方面都艱難困苦(特別是為尋找出版贊助而耗費心力)的工作拜托給了不善推辭的何慶仁教授，這又最終成為希爾根多夫教授在中文本序言中“真誠感謝”我的理由。 在我看來，這本作者和作品大多具有同一性的自我描述文集，當然是值得認真閱讀的。日本刑法學者早就非常重視對德國刑法學家的人生經歷和學術成就的研究，宮澤浩一教授在1978年編輯出版了長達738頁的《西德刑法學(學者編)》，并附有“西德刑法學者系譜圖”，從中可以知道，耶舍克(Jescheck)教授是貝林(Beling)教授的第二代弟子，而耶舍克教授本人又培養(yǎng)了福格勒(Vogler)等10位著名刑法學家。日本刑法學者的這種態(tài)度，無疑具有其合理根據。對刑法學這種頗具現實性的學問，如果不了解某一刑法學者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其師承關系，恐怕不能理解其作品中所包含的某些重要內容(尤其是細節(jié))的真實意義，因為這種被包含的意義總是存在于其歷史關聯(lián)之中。 我以這篇簡短的序文表達我對本書作者和編者學問人生的尊重、對譯者不辭辛苦的感謝、對出版者慷慨援手的贊賞和對讀者幸福誦閱的期盼。 馮軍 2019年端午于明德法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