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學術專著是我所期待看到的一項研究成果。
　　我和王超相識在2004年，他本來是劉文勇教授的碩士，卻來聽我給2004級博士開設的全部課程，并完成各項學習任務，2006年他碩士提前畢業(yè)并獲得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順利成為我2006級比較文學專業(yè)的博士。比較文學變異學是我于2005年正式提出的，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個話語創(chuàng)新。從1981年發(fā)表關于比較文學的學術論文算起，我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工作已近40年。從20世紀80年代的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到90年代的失語癥研究、異質性研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研究，再到21世紀的西方文論中國化研究、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等等。我不斷找出學科理論發(fā)展存在的一些問題，又不斷地提出一些理論對策，這些觀點有人贊同，也有人質疑，這都不影響我的探索之路，我所試圖做的，是要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推動構建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讓世界傾聽中國聲音。
　　比較文學變異學的提出，正是為了糾正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美國學派平行研究在學科理論建設方面的不足與缺憾。長期以來，在比較文學領域，我們總是“跟著講”，別人說什么，我們就說什么，在西方話語中心的潛在制約下，主動放棄我們自身的話語言說規(guī)則。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我致力于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將“單向闡發(fā)”變?yōu)椤半p向闡發(fā)”，將“以西釋中”變?yōu)椤爸形骰メ尅�，將“跟著講”變?yōu)椤皩χ�講”，最后“領著講”。盡管我們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在參加一些國際學術會議時，還是發(fā)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研究在國際上認同度并不高！我們轟轟烈烈，別人冷冷清清；我們士氣高昂，別人不屑一顧。細而查之，最重要的原因，正如美國學者韋斯坦因所說，東西方文明不是同根的文明，因此他對東西方跨文明比較抱有“遲疑不決”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西方學者認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必須建立在同源性、類同性基礎之上，否則就不可比。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展開東西方異質文明比較就沒有合法性基礎，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中西比較研究就是“自娛自樂”“孤芳自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提出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我想證明的是：這是一個差異化、多元化時代，不是西方話語中心的一元論時代，東方文明不僅可以和西方比較，而且正是因為這種異質性，反而更能夠實現中西方文學比較可比性和互補性，能夠讓我們在差異化比較中互證互釋、互相進步。所以變異學的核心理論就是：在法美學派研究同源性、類同性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異質性、變異性，將異質性和變異性作為比較文學可比性。這樣就可以回應韋斯坦因所提出的那個問題。當然，這個思路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借鑒了許多學者的思想，例如季羨林先生的“資料研究”、樂黛云的“和而不同”、葉維廉的“文學模子”、嚴紹鋈的“文學變異體”、謝天振的“譯介學”等，還借鑒了國外學者思想，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闡釋學思想、弗朗索瓦·于連的“間距”、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等。在20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比較文學變異學》和中文著作《南橘北枳》中，我對有關問題作了詳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