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我的新詩評論絕大部分都在這里了。翻閱之余，一則以喜悅，一則以憂懼。喜的是，畢竟生活證明了，當年本著詩的信仰，為朦朧詩率真地抗爭，義無反顧地堅守，已經(jīng)為歷史所肯定；如今看來，其精神價值，不僅限于詩論，同時也不失為沖擊思想牢籠的一枝響箭，這種超越了純詩范疇的價值，也許是歷史最大的褒獎。但是，這不但不能使我沉迷，相反，一種不可抑制的憂懼油然而生。
　　少年時代就立志以詩為生命，青年時代，更升華為以生命為詩。在“文革”浩劫中，被困于絕望之中，除了讀詩能給我一點生命的精彩以外，我作為一個活人的一切感覺都麻木了。那時，我是世界上最貧窮的人，貧困得只剩下詩了；同時，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只要一打開詩，就感到比任何凌辱我的左派在精神上要富豪。1971年，有整整七個月的時間，我失去了自由，包括沒有閱讀的自由，我唯一的精神天國，就是打掃廁所時偷偷得來的一本《西廂記》。我舍不得一下子讀完，秘密用發(fā)給我寫交代的白紙，以仿宋體手抄，來從容滋潤、激活我瀕危的生命的感覺。災難有多深，對于詩情的渴望就有多深。對于詩歌藝術(shù)的忠誠，正是在災難中養(yǎng)育起來的。也許就是憑著這一點，時機一到，我就義無反顧，悍然為朦朧詩搖旗吶喊，沖鋒陷陣。當時那股傻氣，那股瘋勁，那種自信，真有一種不虛此生的甜蜜。但是，回望近三十年的生命，僅有為朦朧詩辯護這么一點亮色值得自慰。從那以后，也就是后新潮詩出現(xiàn)，在新詩進入新的探索時期以后，我就感到困惑。我對詩的忠誠，對詩的理解，和我許多摯友不能達到高度的一致。堅持我對詩歌藝術(shù)的信仰，就不能完全認同新一代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