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呂妙芬

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為慶祝近史所在過去一甲子歲月中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做出的貢獻，我們決定將同仁過去的研究成果按領域編輯成數(shù)本論文集出版。當然，論文集的出版并不只是慶祝的活動，更有學術上的積極意義。本論文集共收錄11 篇學術論著，出版的時間跨越了三十余年（從1972年到2006年）。這些論文的寫作背景與目的不一，寫作的風格、形式、問題意識也反映了學術風潮的變化，以及不同世代學者的興趣，因此很難用一特定的主題來范圍它們。盡管如此，各篇論文所涉及之明清學術思想與文化議題的重要性，并不因年代或寫作風格而稍減。事實上，利用資料庫查閱截至目前各篇論文被引用的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多數(shù)論文都被晚出的研究著作及學位論文廣泛引用，已有一定的學術貢獻與影響。此次以論文集形式重刊，雖也有匯整近史所同仁在明清學術文化史研究成果的意義，但更重要的還是相信這些著作對于今日與未來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我將所收錄的論文分成兩部：第一部包含4篇論文，主要與生命實踐、歷史書寫與歷史建構的主題相關；第二部包含7篇論文，主題則涵括了從清初到晚清各時代的重要學術發(fā)展與文化現(xiàn)象，以及針對幾位代表性士人與重要文本的研究。第一部的4篇論文均寫作于19902000年間，反映著當時學界受到后現(xiàn)代、解構主義、歷史記憶研究等風潮的啟發(fā)，對于文本生產(chǎn)的社會、政治、學術史等脈絡，以及透過文字所建構的意義世界及互文性的關系格外敏感。這4 篇論文盡管研究議題不同，但都涉及了歷史人物的傳記書寫、文本與歷史記憶的建構、文本與意義及情感的表達等復雜關系。以下簡介各篇論文的內(nèi)容：

熊秉真《建構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關系》一文，原以Constructed Emotions: The Bond Between Mothers and S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為題刊于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5.1, 1994)，此文非常敏銳地觀察到中國文化中母子深厚情感尤其是士人對于自己母親的特殊表達方式。熊秉真指出，在中國傳統(tǒng)儒家禮教社會中，母親是男人最能夠公開、毫無隱晦表達愛戀情感的對象；對一位女人而言，兒子也是可以讓她毫無保留表達感情、大膽要求忠貞與感激的對象。兒子與女兒雖同樣見證了母親的操勞，但兒子比女兒更能夠公開地以文字向母親表達同情與感激、用自己的成就來解救母親的苦難。在考量如此特殊之人倫關系與文化表述的前提下，熊秉真利用眾多明清人物傳記書寫為主要史料，透過對這些文本的細致分析，讓我們看到某些歷史事實的再現(xiàn)，也看到特殊文化傾向透過文字所建構出的歷史面貌。這篇論文不僅提供我們許多關于明清時代母親們的樣貌、母子關系的互動與情感建構，更不時提醒讀者這些書寫主要源于兒子的觀點，分析了傳統(tǒng)婦女傳記作為一種特殊文類，其表述的模式是深受文化因素影響的，因此也廣泛被明清家庭教育、婦女史研究學者所引用。

呂妙芬《儒釋交融的圣人觀從晚明儒家圣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主要說明晚明三教融合的學風下，理學家的圣人觀與佛教菩薩形象之間具有某種相似處，而這種對于生命終極價值的觀念也相應體現(xiàn)于人物傳記的書寫。論文前半段處理思想史的議題，指出晚明陽明學者常以天地萬物一體之心，發(fā)明明德于天下的宏愿，投入以講學救世，強調(diào)唯天下人皆合道明德，自己之明德始明，亦即寓自身之道德修養(yǎng)于講學教化的無盡過程中。這些觀念體現(xiàn)了陽明學者欲追求兼善天下萬世的氣魄，他們所型塑的儒家圣人形象也與大乘菩薩道有相似之處。另外，論文也討論了生死觀與傳記書寫的關系。晚明陽明學者一反傳統(tǒng)儒家對生死議題存而不論的態(tài)度，極關注生死議題，相信借著修身工夫達到圣人境地，可以超越生死而不朽，甚至主張了究生死才是學問、事功、生活的最高指導原則。這樣的思想觀念也鮮明地反映在晚明人物傳記中。論文考察晚明理學家傳記，發(fā)現(xiàn)傳記對于理學家臨終所表現(xiàn)出坦然面對生死的態(tài)度常有重點式的書寫，顯示這項特質對于人物評價的重要性；而這類傳記書寫的風格也與《高僧傳》有相近處，同樣體現(xiàn)了晚明三教融合的文化氛圍。

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jié)故事的形成與流傳》一文處理歷史書寫與時代的密切關系，著重故事與人物在歷史記憶中的歷時性變化。本文追索關于夏允彝（15961645）、夏完淳（16311647）父子忠烈故事，從明末到晚清三百余年間流傳的樣貌與變形，探討不同時代重新詮釋這兩位人物的歷史意涵。夏允彝、夏完淳出身松江地區(qū)的士紳家族，亡于明清鼎革之際。孫慧敏指出早期書寫夏家的故事主要出于親友之筆，尤其陳子龍（16081647）的文字最具影響力。到了清初，故事開始出現(xiàn)變異的內(nèi)容，此可能源于口傳和文字傳播之不同所造成。康熙中期以后，夏家的故事由分歧而趨于劃一，此可能與《明史》的修撰有關。至于夏完淳的故事，原先是以附傳的方式放在夏允彝傳之后，而隨著朱彝尊（16291709）對夏完淳文學造詣的肯定，以及后來其詩文集《夏節(jié)愍全集》獲編輯而刊行，夏完淳作為歷史人物的主體性與重要性進一步獲得肯定。而到了晚清，當少年精神被標榜為進取、冒險、朝氣時，年少殉難的夏完淳也更多獲得史家的青睞，此不僅使夏氏父子的歷史地位產(chǎn)生明顯消長的現(xiàn)象，也塑造夏完淳成為清末民國時期重要的青年偶像。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象》主要探討晚清知識分子在史學革命的號召下，如何書寫國族主義的新史學，以及晚清史學中對民族英雄系譜的建構與書寫，如何成為當時國族主義文化政治角力與協(xié)商的重要場域。論文以中國民族英雄系譜的建構為核心議題，不僅清楚指出歷史上的人物在這一波為建構國族主義史學的要求下被招魂而復活，更說明這些歷史人物如何被操弄于不同政治立場之知識分子的筆尖，呈現(xiàn)出諸多扭曲的新形象。反滿革命的激進分子重視漢族對異己族群的排拒與抵抗，他們所建構的民族英雄主要有：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洪秀全等人；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知識分子，則反對以族群界線為據(jù)，標榜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威，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則是張騫、班超、鄭和等人。沈松僑指出雖然這兩種民族英雄系譜的書寫方式，都同樣把歷史人物拉出具體時空脈絡，重新編造成國族認同的文化符碼，但兩者所提供的國族想象卻不相同：一為純粹由漢族組成的族群團體，另一則是完全以國家目的為依據(jù)的政治社群。

本論文第二部收錄的7篇論文寫作的時間點比較分歧，從1970年代到2006年，跨越的時間幅度相當廣。這些論文的作者都是近史所的資深同仁，在學術思想史領域享有盛名；各篇論文探討清代學術思想史的重大議題，其中更有幾篇以宏觀角度論述某時期學術思想的整體表現(xiàn)，或長時期學術思想的演變，都是作者集多

年研究之重要心得。數(shù)篇討論經(jīng)世思想的論文，不僅反映學界在19701980 年代的研究旨趣，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在這方面的重要貢獻，經(jīng)世思想本身也是清代思想史的重大議題。

張壽安《打破道統(tǒng)·重建學統(tǒng)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一文試圖對于明清學術轉型與清代學術內(nèi)涵提出翻新之論。作者是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名家，認為長期以來學界以考證學來看待清學是失之偏狹，以經(jīng)世之學來看待清學則無法說明清儒對于學術的趣興與貢獻。作者提出打破道統(tǒng)、重建學統(tǒng)作為理解清代乾嘉學術的概念，強調(diào)清代學術在知識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及其代表中國

專門知識獨立萌芽的重要地位。作者特別選擇從禮儀制度變革切入來說明上述的觀點，論文首先說明康雍時期儒者關于孔廟崇祀的議論，以及雍正二年（1724）孔廟改制、鄭玄等漢儒復祀與增祀的學術意義和效應；接著討論乾嘉漢學界議立周公、伏生、鄭玄為五經(jīng)博士之過程，以及阮元（17641849）、孫星衍（17531818）在詁經(jīng)精舍中立許慎、鄭玄祠的作為與影響。論文最后則再次說明清

代學術之主要貢獻在于匯整傳統(tǒng)學術資源、重建學統(tǒng)，開展出多元知識的格局。

王萍《阮元與〈疇人傳〉》一文首刊于1974 年，是學界較早討論阮元《疇人傳》的論著。王萍另著有《西方歷算學之輸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討論明末耶穌會士傳入西方歷算學對中國的影響及中國的回應。這篇專論阮元《疇人傳》的論文，除了介紹阮元的生平外，對于《疇人傳》的編纂主要得力于李銳（17691817），并采錢大昕（17281804）、凌廷堪（17571809）、談泰、焦循（17631820）等人的意見，均有詳細的說明。另外，關于阮元本身對算學的造詣，及其雖不否認西方歷算之成就，但始終抱持西學中源的立場，論文也有討論。

接下來的三篇論文都與經(jīng)世思想的主題有關，經(jīng)世思想與《皇朝經(jīng)世文編》文類的研究，是一個可貫串從晚明到晚清中國遭逢世變的重要學術課題，長期以來受到學界關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于1983 年8 月2527 日主辦近世中國經(jīng)世思想研討會，并于1984 年出版論文集，同時期近史所同仁也寫作了不少與經(jīng)世思想相關的論文。收于本書的三篇論文以陸寶千對于劉蓉的研究出版于1972 年最早，其他兩篇論文則分別出版于1986、1987 年，可以反映當時近史所學術思想史組研究同仁對于清代經(jīng)世思想研究的重視與貢獻。以下按論文所討論的時間先后，介紹三篇論著的內(nèi)容。

黃克武《理學與經(jīng)世清代〈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一文旨在探討陸燿（17261785）《切問齋文鈔》在中國近世思想史上的意義�！肚袉桚S文鈔》是一部匯編前人關于學術與政教制度的經(jīng)世文獻，全書共12 目、30 卷，約44 萬字，出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被視為后來《皇朝經(jīng)世文編》的先導。本文主要分析《切問齋文鈔》卷首學術部分的51 篇文章（出自35 位清代前期的作者），指出這些文章的主要學術立場為：接受儒家思想、排斥佛道、反對三教合一。對理學抱持愛憎交雜的態(tài)度，要求返回先秦儒學，又駁斥考證與詞章之學，強調(diào)經(jīng)世之重要；在經(jīng)世范圍內(nèi)，則強調(diào)針對地方與社會問題提出逐步改革的方案，并重視改造士人的心志。作者進一步以轉化vs. 調(diào)適政治核心改革vs. 核心外之社會行動兩組概念作為類型分析，認為《切問齋文鈔》的經(jīng)世思想偏重強調(diào)政治核心之外社會性行動的調(diào)適思想，與十七世紀《皇朝經(jīng)世文編》強調(diào)政治核心的調(diào)適思想的立場不同，也與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等人傾向更徹底改造政治核心制度的經(jīng)世思想有所差異。此顯示十八世紀的經(jīng)世思想已逐漸轉向對于政治核心之外的社會改革，包括出版、教育改革等。最后，本文也將《切問齋文鈔》與十九世紀的經(jīng)世思想略作比較，指出十九世紀的經(jīng)世思想結合了轉化與調(diào)適的思想，且更關注政治核心的改革。

李國祁《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jīng)世致用思想》一文則觀察道光、咸豐、同治共五十四年間的重要人物之思想，分析中國近世士人如何從繼承傳統(tǒng)的經(jīng)世思想，演變到因應西力沖擊而產(chǎn)生的圖新思想，再到中體西用論的歷程，以及三者之間復雜的關系。李國祁指出，道光年間的經(jīng)世學者以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為代表，他們身處鴉片戰(zhàn)爭之際，體認到中國政治需要改革，也注重經(jīng)濟之學與邊疆的經(jīng)營，在思想上強調(diào)改變與革新，但他們也仍注重傳統(tǒng)儒學之德治與禮，并以三代圣王為典范。咸豐、同治年間的經(jīng)世之學則以曾國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為代表，此時期的經(jīng)世思想有三項特點：重視兵學，強調(diào)兵農(nóng)合一；注重經(jīng)濟與財政；利用宗族來移風易俗以維持社會安定。作者認為道、咸、同三朝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雖略有不同，但均具有通經(jīng)致用、經(jīng)術與治事并重的精神，且都服膺《大學》修齊治平的理想，視道問學、尊德性、經(jīng)世濟民為一體，尤重尊德性。這些傳統(tǒng)儒家的理想限制了他們對西法的接納，使得他們的改革始終未能脫出傳統(tǒng)的范圍。

陸寶千是研究劉蓉的專家，著有《劉蓉年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79）�！秳⑷卣撉宕�理學家經(jīng)世之實例》則詳細討論劉蓉（18161873）的理學思想與事功成就。劉蓉與曾國藩、郭嵩燾（18181891）為摯友。陸寶千指出，劉蓉的思想主程朱理學，雖未見太多思想上的創(chuàng)新之論，但謹守理學家道德修身、內(nèi)圣外王的理想；他生處世變戰(zhàn)亂之際，有機會于軍事、政治上展現(xiàn)才華、建立功績，成為歷史上少數(shù)能兼顧內(nèi)圣與外王、建立偉大事功的理學家。劉蓉的個案研究也提供我們對于晚清經(jīng)世思想的了解。

王爾敏《清廷〈圣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一文探討清康熙九年（1670）頒布《圣諭》十六條、雍正二年（1724）頒行《圣諭廣訓》并推廣全國性宣講活動，這項由官方制定的教化儀式持續(xù)到晚清，影響甚巨。本文除了說明朝廷規(guī)定的宣講圣諭外，也討論民間以善書教化社會的宣講拾遺，以及晚清基督教傳教士利用宣講的形式傳道、甲午戰(zhàn)后中國知識分子以宣講喚起民眾之事例。本文不僅留意到教化傳播的管道與形式，而且觸及宣講形式在社會不同場域中被不同群體轉化運用的事例，十分精彩。王爾敏另著有《明清時期庶民文化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也是在學術界非常著名而有影響力的專書。

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xiàn)代意涵》一文從檢討宋明理學公私之辨的宏觀角度，說明儒學傳統(tǒng)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歷程的深遠影響。本文從宋明理學內(nèi)部的差異性與共通性說起，指出滅私存公是宋明理學家的共同價值，也支撐了理學的重要義理。接著，分別從人欲與天理私的發(fā)生私的禍害變化氣質的去私功夫幾方面，闡釋宋明理學對于公私的論述。雖有學者認為晚明以降的儒學具有某種肯定私和情欲的思想，但翟志成一一檢視清初大儒之言論后，指出清儒基本上承襲了滅私存公的觀念，并未改變宋明理學公私之辨的架構。這種公私觀必須等到晚清西方民主、自由、個人主義思潮的傳入，才真正被撼動。而耐人尋味的是，翟志成敏銳地觀察到西方傳入的價值未必能夠輕易改變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力，甚至可能在新舊價值的重構中，反而為傳統(tǒng)注入新血，大

大強化傳統(tǒng)的生命力。

以上是這本論文集收錄各篇論文的簡介，它代表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研學術思想史的同仁對于明清思想文化的一些研究心得。這些作品從出版以來已經(jīng)或多或少參與了學界相關議題的持續(xù)思考與研究，也各自有其被接受的歷史，今日它們被匯集成冊以簡體字出版，希望未來伴隨這個新形式的出版，它們能與更多學者的研究產(chǎn)生對話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