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文開頭所述，全球空間的共時性與理想國家存在普適標準是善治概念的信念支撐，中國的崛起給善治這個未定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認識論挑戰(zhàn)。鑒于中國政治思想長期以歷史周期律為特征，向以自由主義治理性為前提的理想國家邁進的進程，并不能給中國提供多少借鑒可能。事實上，善治這個概念正備受質疑的現(xiàn)狀，似乎證實了它的不足。根據(jù)周期思想，最多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暫時）維持或恢復任一既有社會秩序。當然，鞏固化民主的建立作為善治的（失敗的）美式注解似乎證實了其不足。在推行這種美式治理模式時，懸而未決的問題比比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案例就是明證。這促使至少一位著名評論家認為，鞏固化民主并不可行。他認為美國決策者不如尋求一個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方案，即足夠好的治理。

中國基于治的思維路徑，進一步而言，還引發(fā)了一種本體論的挑戰(zhàn)，因為它將可治理的民眾置于一個長期的歷史周期中，在其中任何空間導向的思維將因而顯得并非本體。在儒家史學中記載了一個重要方面，學者為了尋找并輔佐仁君的而游歷。 孔子本人以不斷云游四方而聞名，學者不需忠于所居之地。甚至民眾也是如此。被君王領導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舜的時代（約公元前21世紀）。傳說舜到歷山地區(qū)之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這個傳說成為后世王道統(tǒng)治靈感的源泉。其寓意在于美德是治理百姓及新興城市的關鍵要素。因為疆土的意義來源于一方百姓選擇追隨高尚的領袖。

這反過來又對干預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干預通常包含對目標地區(qū)的民眾的改造，以達到治理性的永恒狀態(tài)�？偠�言之，治的思想本質上體現(xiàn)了超越共時性治理與地區(qū)差異兩者間矛盾的一種歷史觀。鑒于中國對線性史學的疏離，治的思想著重從實現(xiàn)的具體方法和進程層面，反駁了溫特的世界社會理論。如前所述，三國里廣為流傳的名言雖既未經(jīng)科學檢驗，周期劃分也不甚精確不僅體現(xiàn)了對大一統(tǒng)的內在偏好，也體現(xiàn)其對實用主義的倍加推崇 。這本質上意味著，除非出自整體領導階層內部，否則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都不可行。同時,整個領導階層需要得到所有受眾（如治下百姓）的支持；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秩序。相反，外部強加的規(guī)范和準則有可能煽動地方割據(jù)，精英層分裂，在極端情況下，還可能引發(fā)政治斗爭，而因此導致最終的失敗。

即便如此，對于失敗或衰落的國家的情況，不僅體現(xiàn)了失敗或無效的治理，而且同時表明自由主義治理性的破產(chǎn)。這些國家以侵犯人權和法治薄弱為特點，也存在其他問題，是全球治理的嚴重威脅。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的民眾將無法經(jīng)歷全球治理所需的文化準備。接納干預主義這種由自由主義治理性所推行的話語體系，仍有賴于這些文化準備，這些準備使得干預變得可行，不可或缺，甚至令人滿意。當這些文化準備由政府實施，并由立法者頒布時，就會極具影響力。這種情況在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中時有發(fā)生，干預主義的合理性以及這些事務的全球性對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中的成員來說，幾乎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即使不知道對失敗國家的何種問題進行干預，公眾也將傾向于支持干預行動。盡管外交政策正逐漸為人所熟知，但大多數(shù)國家公眾仍然對外交決策過程知之甚少。

相比之下，失敗國家則缺失這類的文化準備。這意味著，全球治理往往受到質疑，結果是民眾不會承認干預的合法性（這需要通過治理性的日常實踐培養(yǎng)）。事實上，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干預早已受到民眾強烈反對，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伊拉克人祭奠薩達姆墓表達敬意，這象征民眾正日益懷念強大領袖。即便如此，雖然一些觀察家認為自由主義治理性不適用于某些（非西方）失敗國家，然而諷刺的是，這些批評家仍指出干預必然是唯一的解決方案。這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保護責任和作為責任的主權等原則。出于對失敗國家無法發(fā)揮治理所需的最低限度職能的擔憂，這兩個概念近年在學界和政界引起的反響日益增加。

對中國這個旁觀者而言，干預的實質使其表面的天然合理性變得可疑，因為其實質表現(xiàn)為試圖對目標國家施加影響的外來力量。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何總是拒絕參與干預行動，即使是出于人道主義目的干預。近期在利比亞，連同以往20世紀90年代的科索沃和60年代中期的剛果的案例，都證明了這一點。進一步說，中國對干預的排斥也伴隨著所謂的新左派運動，它嘗試借助對現(xiàn)存全球治理體系合理性的論戰(zhàn)，來抨擊現(xiàn)有治理性理論，最終揭示該理論不過是犧牲他國為其擁躉謀利控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