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山東省黃縣(今龍口市)人。少年時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軍內(nèi)做機要工作,后考入天津南開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后從事文學(xué)編輯工作,先后任百花文藝出版社副總編、《散文》月刊主編、天津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等職。
《半山才子氣/寫給青春的散文》:
半山才子氣——謁臨川王安石紀念館說來也巧,大半日里都天氣晴好,午飯后一說去王安石紀念館,天云就仿佛聞聲而至,沒有閃電,當然也就沒有雷聲,只有那不緊不慢的雨絲抽了下來。
我深知,這種雨一下起來就輕易不會停的,但也好,去參謁荊公也許有細雨陪襯會更富情味。
臨川城不愧為文化風(fēng)習(xí)極濃的所在,一進王安石紀念館的大門,這濃郁的文化氛圍一下子就把我簇擁起來。這氛圍有形也無形,有形的是院中的花木,優(yōu)雅的回廊,古樸的軒窗,甚至連鋪路小鵝卵石也呈現(xiàn)出不同凡俗的韻致。那無形的更多更豐富,但只能憑感覺:混合著多種植被的味道是任何人工合成的佳品所不能比擬的。還有這細雨中的靜謐,在靜謐中又深藏著某種氣貫古今的凝重。
這里是清新中的清新,古雅中的古雅。
盡管我對王荊公的生卒年代、仕途沉浮、詩文成就早已相當熟悉,但仍然心甘情愿以至是十分虔誠地聆聽講解員帶南方口音普通話的解說。我敢說,我從未像這次這樣沒有走神兒,更沒有擅離一個聽講者的位置。怪嗎?我自覺理所當然。
固然是因為,我造訪的這位八百多年前的先哲是列寧所譽的“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作為熙寧新法的首倡者和推進者自然是中國宋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對其的成敗臧否,卻不是幾句話就能作出全面評價的。我所最景仰最推崇的,倒是他官高位顯直至參知政事和宰相,仍不斷有上乘詩文問世,而且形成了不可誤認的鮮明藝術(shù)風(fēng)格。這一點我覺得是更為難得的。他并非在政事余暇偶然附庸風(fēng)雅,而是苦心孤詣,卓然成家。僅以詩、詞、文中少數(shù)膾炙人口的代表作而言,完全無愧于位列中古大文學(xué)家之林。
故而我認為,此公無論是在政治生活還是文學(xué)生涯上,都是一位十分執(zhí)著并且取法乎上的事業(yè)型人物。
然則,如果說他在政治生活上還稱不起是一個完全的成功者,反而在“業(yè)余”的文學(xué)追求中,他倒真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非凡人物。
我現(xiàn)在想:作為我國中古時期政治家的王安石固然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如果他僅是一個“空頭政治家”,而在文學(xué)上一無建樹或者只是個半瓶醋,那么他的知名度尤其是雋永性將大打折扣。而且我還認為:正是因為他在文學(xué)上表現(xiàn)出的不循陳俗卓然峭拔的思想和在藝術(shù)上的探求精神,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才使人們不那么苛求他在變法中的成敗短長,甚至給了不少的寬容,真正體現(xiàn)了不以小疵掩大德的態(tài)度。
聽完講解,走出展室,雨勢仍未稍減,但爽而不粘,我們心照不宣,任雨水浸淋,依次在荊公石雕像前留影。在照相的時刻,不知怎么,我腦海里掠過荊公詩中的意象京口、瓜洲、春風(fēng)、明月,凝眸江南,渴望回歸……但我知道,荊公年少時隨父離鄉(xiāng),而株洲,而汴京,而鄞縣,而金陵……他詩中所謂的回歸,雖未必是故鄉(xiāng),可他也不會忘記養(yǎng)育他的臨川山水的。明月朗照詩篇,從古至今,從古瓜洲渡口到今日金陵秦淮。臨川新街,時間已過去九百余年,但荊公迄未回歸,家鄉(xiāng)父老后代切盼隋殷,歷歲久而愈發(fā)。
我站立臨川高處,眺望四圍,近城無山,但稍遠即有青山迤邐,我聯(lián)想到王安石號半山,又想到臨川至今文風(fēng)習(xí)習(xí),莘莘學(xué)子不遜先賢,于是便有五言之旬頓然成形:“半山才子氣,滿城讀書聲!鼻G公如有知,足可慰矣,何須思絲化雨,不絕如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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