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試卷中的歷史記憶
1982 年，我很僥幸地考上了母校杭州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專業(yè)是中國古代史先秦史研究方向，導師是黎子耀教授。
說僥幸，并非矯情，因為我的入學考試成績并不理想，雖然中國通史、歷史文獻等科目考出較高分數(shù)，政治一門更取得了76 分的高分（好多考生都栽倒在這門科目面前，當年的及格線也就45 分），可是，外語是驚悚過關，不多不少60 分，而專業(yè)課先秦史，才得56 分。好在總分較高，遂以特例被破格錄取。說句實在話，我是混入研究生行列的。另外6 位校內(nèi)外考生就不如我幸運了，2 個名額只用掉了1 個，我成了唯一的幸運兒。后來，我曾詢問過子耀師，為什么他的給分手這么緊？子耀師答: 于先秦史，我自己也就60 多分的水平，給你56 分已是很高的分數(shù)了。難怪乎，子耀師經(jīng)常會給考生打出很低的分數(shù)，20、30 分很正常，最低時曾打出過8 分的成績。要是換成在今天，子耀師是招不到學生的�？蛇@就是當年老一輩學人的風格。
那一年，子耀師已是78 歲高齡，是當年杭州大學歷史系除老主任沈煉之教授之外最年長的一位老師。他的年齡，加上當時沒有必須在教室里上課之類的硬性規(guī)定，所以，我的碩士生專業(yè)課程都到先生家里上。剛開始時，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師兄周鵬飛老師也一道旁聽。后來他回陜西上崗，就剩下我一個人了。子耀師對我講:每周一次，我講的內(nèi)容你消化不了，兩周上一次課稍稍從容些。于是， 我就每半個月上先生家聆聽老人家的教誨。
雖然，上課的密度不高，可學習的壓力卻相當大。子耀師的課是互動式的， 我不但要帶著耳朵用心地聽，更要開動腦筋專志地答。他在下課前會宣布下堂課將講授的主題，并布置相關的課前準備要求。偷懶是不成的，糊弄更是連門也沒有。所以，下課后，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跑圖書館，老老實實地為兩個星期后的課程作準備。
記得有一次，為對付夏代文化的課，我在學校圖書館整整泡了10 天，竭澤而漁， 將當時有關夏文化的專題研究論文通通翻看了一遍，并對其中有代表性的論文做了提要，梳理線索，歸納觀點，并加上讀后心得，這樣才在接下來的課上勉強過關。
子耀師最為推崇王國維先生的學術成就，認為在先秦史研究中，王氏的二重證據(jù)法是屢試不爽的最佳利器。所以，在我印象中，收錄在王國維先生《觀堂集林》中的《卜辭中所見的殷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重點講授與討論的內(nèi)容， 連講四次，幾占整個課程的一半時間。
我讀《觀堂集林》，更喜愛讀的是王氏另一篇宏文《殷周制度論》，曾問先生為何不討論該文。子耀師答道: 該文恢宏壯闊，氣勢磅礴，綱舉目張。但是宏觀之文，易生以偏概全之弊�？瓷先ヮ^頭是道、義正辭嚴，但往往理大于事，疏漏多有。即使高明如王靜安，也難以避免。該文有啟示，但可商榷處亦不在少數(shù)。初學者宜從根本做起，夯實基礎，尤其要端正學風，專志篤實，切忌好高騖遠， 大而化之。高屋建瓴、大開大闔是學者晚年的事。至于初學者，倘若一開始就進入和效法，那便是誤入歧途、緣木求魚了。當時，先生的這番話，對我來說，可謂是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墒墙�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半吊子文人習性還是讓我過早地告別了傳統(tǒng)的治學之道，率性而為，寫一些大而無當?shù)臇|西，實在是愧對先生的一片苦心了。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會深感失望，斥我頑冥不化， 是一個不可教的孺子了。
一學期很快就過去了，子耀師的先秦史專題研究課程也進入了尾聲。當時的研究生教育雖說是自由開放，但再自由再開放，期末的考試這個程序還是要有的。所以，子耀師就按學校的規(guī)定，命題對我進行考試。
幸運的是我至今仍保留著他當年出的先秦史專題研究考試題目。它不是印刷的試卷，而是在一張64 開的小紙片上的手寫稿。四道試題今謹抄錄如下:
一、《國語·魯語》載虞、夏、商、周吉禮，就中所言殷禮在甲骨卜辭中得到證實否？
二、王國維考證卜辭中的王亥，結論如何？有何證據(jù)？
三、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土地轉讓情況如何？
四、試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來和現(xiàn)狀。
我現(xiàn)在也忝居高校教師之列，也時不時會想到一個問題: 一位老師的水平高下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其實，這是多余的遐想。因為老師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夠得到反映的，講課精彩、成果豐碩固然是水平，考試出題到位同樣也是水平。子耀師的這張試題卷，就是很好的例證。
細加體味，子耀師的四道題，把握了先秦史學習與研究的兩個最重要環(huán)節(jié):
第一，先秦史學習上內(nèi)容重點的掌握問題。
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領的掌握問題。
就先秦史學習的內(nèi)容而言，夏文化探索，關系到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了解與認識，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禮制文化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鬃釉�: 周因于殷禮，其所損益可知也。故討論殷禮，并進而認識西周禮樂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歷史學的本質屬性之一，是盡可能復原歷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遠，復原真相最為不易，從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譜系入手，則是最具有典型性意義的工作。連殷商的歷史都能復原，遑論其余？實可收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之效。土地制度的演變是經(jīng)濟史乃至整個歷史演變的基礎，把握了土地制度的發(fā)展脈絡， 則整個社會形態(tài)的遞嬗及其規(guī)律、影響亦可思之可半了。
就研究的方法論而言，子耀師的這份試題也同樣滲透著他高明的治學理念， 套用一句時髦的話講，就是所謂的預流。眾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難題， 一是資料貧乏、文獻遺闕；二是有限的文獻資料真?zhèn)位祠�、年代界定困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學術界特別重視用地下考古發(fā)現(xiàn)新材料來彌補文獻記載不足的缺憾。換言之，如果沒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難以取得有意義的進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先生所倡導的二重證據(jù)法，的的確確是無可動搖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確途徑。所謂二重證據(jù)法，王國維在1925 年有明確的論述：吾輩生于今日， 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陳寅恪先生后來更簡潔地概括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即是一種把新出土或發(fā)現(xiàn)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自提出之后，便為絕大多數(shù)學者所服膺，被公認為一種高度科學的學術正流。
子耀師對文獻熟悉的程度是驚人的。98 歲辭世前，在雙眼患白內(nèi)障無法看書的情況下，他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義》《老子密義》等多部學術專著， 旁征博引各種文獻，全憑記憶。但是，他一樣很關心和重視地下考古新發(fā)現(xiàn)，而且認為初學者尤其要掌握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了解和運用二重證據(jù)法為起點，一開始就走上正道。
為此，他不但在講課過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強調，而且也在考試中有意識地予以倡導。四道試題，都包含了二重證據(jù)法方法論運用上的具體要求，都是地下出土資料與文獻記載互為印證的案例。這種良苦用心，是他對學生負責的具體體現(xiàn)。至今念及，猶為泫然。
30 余年轉眼就過去了，我已不記得當年我是怎么回答這四道試題的，也不清楚子耀師當時是否滿意我的答案，究竟給我這門課的考試打了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則我在1985 年也就無法正常畢業(yè)了。但是，所幸的是，當年的試題， 我保存了下來，成為我手中難得的子耀師遺墨。這張試題紙顏色已漸漸轉黃，質地也越來越松脆，可是我腦海中子耀師的音容笑貌卻始終是那么的清晰。他的學識，他的人格，他的情懷，他的境界，永遠是我這個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一張小小的試卷，貯存著太多了的歷史記憶，讓我睹物思人，無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