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張西平
　　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葡萄牙入華傳教士安文思的《中國新史》，是西方早期漢學發(fā)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與此前在西方出版的利瑪竇和金尼閣的《天主教進入中國史》（1615），曾德昭的《大中國志》（1642），衛(wèi)匡國的《韃靼戰(zhàn)紀》（1654）、《中國新圖》（1655）和
　　《中國上古史》（1658）一起構成了西方17世紀關于中國知識的最重要來源。國內學者計翔翔認為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漢學第一發(fā)展階段的一個總結和第二發(fā)展階段的起點，甚至認為它已經(jīng)走出了傳教士漢學的框架。a
　　從漢學的角度來看，他對中國的介紹更為系統(tǒng)和全面。從中國的名稱、地理位置、歷史、語言、風俗到中國的物質生活、礦產(chǎn)、航運、船舶及政治制度、國家結構等，安文思一一作了介紹，給西方人呈現(xiàn)出了一幅中國的全景式圖畫。安文思寫這本書時已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對中國已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由于他本人認同利瑪竇的“合儒易佛”的傳教路線，他對中國的文明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此書原名為《中國的十二特點》，實際講的是中國的十二條優(yōu)點，即：
　　1. 中國版圖廣大（第二章）；
　　2. 中國歷史悠久（第三章及第一章、第五章的部分內容）；
　　3. 中國語言文字優(yōu)美（第四章）；
　　4. 中國典籍豐富（第五章）；
　　5. 中國人有禮貌有教養(yǎng)（第六章）；
　　6. 中國水運便捷,公共工程完善（第七章和第九章）；
　　7. 中國工藝制造精美（第八章）；
　　8. 中國物產(chǎn)豐富（第十章）；
　　9. 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第十一章）；
　　10. 中國政治發(fā)達（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
　　11. 中國君主之偉大（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一章）；
　　12. 北京城之宏偉（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a
　　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該書對北京的介紹最為詳細，這是本書的重要特點。他不僅介紹了王府井、白塔寺、鐵獅子胡同、鮮魚口等地點，還詳細介紹了皇城，包括皇城的大小、皇城中的二十座宮殿等。如果不是經(jīng)常在皇宮中活動，絕不可能對它做如此詳細的描寫。正因為安文思長期生活在北京，他的這些報道和描寫不僅推動了當時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也給我們提供了許多了解和認識清代歷史的細節(jié)和材料，這些在今天依然是很有價值的。
　　比如，在談到皇宮每年的賦入時，他給我們提供了下面這些數(shù)據(jù)：1.每年運進宮廷糧倉的米、面達四千三百三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四袋； 2 . 一千零三十五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個鹽塊， 每塊重五十磅； 3 . 兩百五十八磅極細的朱砂；4.九萬四千七百三十七磅漆……安文思的記述為我們提供了了解清朝宮廷經(jīng)濟生活的參考數(shù)據(jù)，從這些數(shù)據(jù)中，我們能較為真實地感受到當年清朝宮廷生活的實際狀況。在談到皇帝祭祀的儀仗隊伍時，安文思的記述也十分詳細。他寫道：“他的儀仗如下：首先，有二十四名執(zhí)大鼓的人，分為兩行，每行各十二人。下面的行列也是如此。其次，二十四名喇叭手，每行十二名�！�…第二十三，兩千名文曼達林，一千名一隊。第二十四，兩千名武曼達林，全都穿著華麗的禮袍……”這些文字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使我們對清代皇帝祭祀的儀仗隊有了更為直觀、具體的了解。
　　安文思的書還提供給我們許多珍貴的清史材料，將這些材料和中文文
　　獻相互印證，能補充中文文獻的不足，加深我們對清代歷史的認識。安文思在書中說，1669年12月8日，皇帝命三位官員到湯若望的墓地焚香，“其目的是向他作特殊的禮敬；又命令賜給當時在朝的三個神父（我是其中之一）三百二十五克朗，支付他喪葬的費用”。此事《正教奉
　　褒》中有載：“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遣禮部大員，捧御祭文一道，至湯若望墓所致祭。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供設香案跪迎，恭聽宣讀。其文曰：‘皇帝諭祭原任通政使司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jiān)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歷之司，爰錫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克歆享。’”安文思說，第二天康熙在宮中宴請大臣時，讓他們三人也參加了宴會，他們坐在右面第三排的第一張桌。這點《正教奉褒》沒有記載。楊光先案是清初的大事，本書中也有記載，安文思說楊光先“加給湯若望神父的一條大罪是，在制作天體儀時，神父沒有標出北極星，中國人稱之為帝星，即眾星的帝王星。因為它不移動，他們說眾星都圍繞著它，有如臣民圍繞著皇帝，為他服役。所以他們認為，皇帝在地上和那顆星在天上一樣。這個騙子由此得出結論，說湯若望神父沒有標出這顆星，是因為他不承認中國皇帝，因此他是叛逆者，該當死罪”。另，《正教奉褒》中有載：“康熙四年三月初一，禮刑兩部會議，擬湯若望處死，其余教士俱仗充。初二日，輔政大臣方欲依議批行。忽地大震，驚散未批。”不少人認為這是教內的記載，不足以信。但安文思的書中也記載了這次地震，他是當事人，當時生活在北京，這使我們對這個事實有了新的旁證。
　　書后所附的利類思神父所寫的《安文思神父傳略》也是一份重要的文獻，傳記中記載了他和利類思在張獻忠處的經(jīng)歷并補充了有關張獻忠的文獻。a書中寫安文思死后，康熙賜給他悼詞，這一點現(xiàn)在可以在中文文獻中得到印證。b 2002年在臺灣出版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的第十二卷中收有利類思和南懷仁所寫的《遠西景明安先生行述》的中文文獻，此文和《安文思傳》完全對應，從而證實《中國新史》的真實性。
　　現(xiàn)在這個譯本以1689年英文本為底本，個別篇章譯自法文本，同時譯者也核對了1957年版葡文本。雖然英文版和第一版的法文版相比有了不少改動a，但英文版有一個優(yōu)點很值得稱道，即在許多章的后面加了注釋和說明，將安文思所記的事實和此前在歐洲出版的其他漢學著作進行比較核對，這實際上是把安文思的書放到了西方早期漢學的學術脈絡中加以評價，從中我們也看到了西方人在16—17世紀對中國認識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