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想齋日記》的作者劉大鵬,字友鳳,號臥虎山人、夢醒子,是山西省太原縣(現(xiàn)為太原市南郊區(qū))赤橋村人。生于1857年6月9日,卒于1942年8月30日(清咸豐七年五月十八日至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終年八十六歲。他在三十四歲(1890年)時開始寫日記,直到臨終連續(xù)記了五十一年,現(xiàn)在尚存有日記四十一年。經(jīng)過選輯、標點,并適當加以注釋,成此《退想齋日記》。

劉大鵬生在清末,和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樣,幼年從師受業(yè),讀四書五經(jīng)求取功名,1878年考取秀才,1881年進太原縣桐封書院,次年又到省城太原的崇修書院讀書,1884年中舉人,以后1895年、1898年、1903年三次參加會試,均未中。他從1886年起,即在山西省太谷縣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師近二十年。1914年后回到家鄉(xiāng)太原縣,當過縣立小學(xué)校長,經(jīng)管過小煤窯八九年,并種有少量土地,他親自督率子女參加田間勞動及經(jīng)營。他一生沒有做過官吏,基本上生活在晉中農(nóng)村,對下層社會生活有較多接觸;在地方上興辦過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資修葺晉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興辦過晉水水利,呼吁反對過當時的苛捐雜稅,在地方上有相當?shù)拿�望。所以�?908年山西省諮議局成立時,他由太原縣推選,任省諮議局議員,民國以后擔(dān)任過縣議會的議長、縣教育會的副會長、縣清查財政公所經(jīng)理和公款局經(jīng)理等社會職務(wù)。在他幾次會試不得志以后,就用主要精力從事于撰述。除這部《退想齋日記》外,他寫了不少關(guān)于地方史志的著作,如《晉祠志》(1986年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晉水志》、《游綿山記》、《潛園瑣記》,以及一些詩文、筆記、雜記等。這些,當時都是手稿,未經(jīng)出版。他的生平和著作目錄,詳見本書附錄的《劉友鳳先生碑銘》。

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日記中,記載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他寫下許多當時當?shù)剞r(nóng)村情況,如氣候、水旱災(zāi)害、祈雨活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農(nóng)產(chǎn)品品種、產(chǎn)量、價格、雇工工價、賦稅、差徭;大量地描繪了當時的民間生活及風(fēng)俗,如歲時節(jié)日人們的種種慶賀、祭祀、演唱活動,結(jié)婚、訂婚的各種程序、禮品、費用、婚齡和禮節(jié),同時真實而具體地揭示出舊社會婦女在經(jīng)濟、政治、社會生活上的不平等遭遇。如1918年5月15日他的日記記載說:“里中有寡婦二十余歲,于前數(shù)日再醮,姑家得錢三百二十千文,娘家得錢一百千文,此外村禮、社禮、媒妁等錢又費數(shù)十千文,合共出五百千有奇�！币粋�婦女就如此被商品一樣地出賣,而她本人竟做不得主,也得不到一文錢。又如1922年6月15日他記載說:“里人劉金牛之祖妾于昨日死,來求予作訃聞帖。予告來人曰:妾雖年六十有八,并未有所出。據(jù)喪禮,有所出則兒為期服,無所出則無服矣!此帖予不能出稿�！绷�十多歲的祖母死了,就只因為她是“妾”的身份,就沒有發(fā)訃聞的資格�！锻讼臊S日記》中這類資料很多,雖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卻揭示出當時婦女受歧視之嚴重情況。同時,《退想齋日記》對民間喪葬禮俗、辛亥革命后的剪辮、放腳、民間服飾、飲食、宴客習(xí)慣、新式建筑物、當時交通工具以及開始演電影、騎腳踏車、火車、汽車及種牛痘等社會新情景都有描述。此外,對社會生活的風(fēng)貌也有記載,如村鎮(zhèn)集市貿(mào)易,他在1897年10月18日記述說:“〔太谷〕陽春會上十分熱鬧,賣貨物者甚多。綢緞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車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鐵器、紙張棚雖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雜貨、舊貨小壇〔攤〕不可勝數(shù)。去趕會之車輛約有數(shù)千乘,可謂之大會矣�！笨梢韵胍姰敃r集市貿(mào)易熙熙攘攘之情景。另外,《日記》對當時瘟疫的發(fā)生、死亡情況、盜賊劫掠等災(zāi)害也都有描述。

較為引人注意的是《日記》中記錄了清末農(nóng)村中種植、吸食鴉片帶來的災(zāi)難。對鴉片以及后來其它毒品的危害記述很多,很具體。舉1892年所記幾例可見一斑:“當今之世,城鎮(zhèn)村莊盡為賣煙館,窮鄉(xiāng)僻壤多是吸煙人。約略計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彪m說這個估算有些夸張,但已見危害之大。他描繪一個鴉片吸食者說,“有四旬余歲,面目黧黑,形容枯槁,發(fā)長數(shù)寸,辮卷如氈,衣裳藍褸,神氣沮喪”,記述了一個鴉片吸食者行竊、賣妻鬻子的慘狀。他還回憶農(nóng)村種植鴉片情景,在光緒初年,鴉片“吾鄉(xiāng)尚不敢多種,不過于深僻之處種些。至戊子、己丑間(1888年、1889年),加征厚稅,明張告示,謂以不禁為禁,民于是公行無忌,而遍地皆種鴉片煙”(1893年7月8日日記)。在他的日記中大量勾畫的當時這一社會問題,使人觸目驚心。

《日記》作者雖是封建文人,但他對舊社會的一些社會不平也做了不少記敘,1892年9月22日他記述一件士紳霸道的事情:“吾在太谷縣西街,見一大車與一轎車爭路,大車所載者重貨,轎車只坐二人,一人儒冠儒服,喝令其車夫?qū)⒋筌囓嚪蛲创?大車車夫始猶支架不讓,旁一人告之曰:此某孝廉車,而喝令者即是孝廉,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將汝送縣,再吃大虧。車夫聞之,鼠竄而退�！彼�的《日記》中對貪官污吏、苛捐雜稅記載更多,例不勝舉。對清末的“捐納”也有敘述如下:“光緒辛丑,為賠洋款,捐納實官大減成數(shù)。以二三千金而得道府者有之,以千金而得州縣者有之,以四五百金而得同、通、大使、州判者有之,以二三百金而得府經(jīng)、縣丞者有之,以一二百金而得巡檢、典史、主簿、吏目者有之,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者有之�！�(見《橋梓日記》)在作者的筆下也展開了清末民初農(nóng)民凄慘生活的畫面。1893年2月10日,他寫道:“今日午后,余去鄰村訪友,有一人負四五歲小兒,賣與鄰村農(nóng)家�！彼�也記載過人民群眾對清朝政府的反抗斗爭。1892年5月24日,他在省城太原親眼看到“午后,忽有百姓為群,約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撫衙門喊冤。皆云:此時旱魃為虐,吾儕山人,俱不聊生,而吾陽曲縣官催科愈迫,每兩銀以八千錢為限。吾等赴縣署鳴冤,而縣官置之不理,遂赴府署伸理,而知府亦然,無奈始赴大人轅下�！�1893年8月25日還記載:“〔太原縣〕小店鎮(zhèn)劉仙洲言:伊村糧店皆閉門不做生意。詢之,乃因縣尊奉上憲命,從斗行起錢,以備荒年,每斗糧起三文錢�！边@實際上是當時商民的罷市活動。到了辛亥革命前,人民群眾對清政府十分不滿,他記載了當時的各種苛捐雜稅之后也提出:“所到之處,人心莫不思亂,每聞人談?wù)?動輒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亂之好也。雖系憤激之言,究見人心離散矣�！�(1903年2月23日)這些片段都反映出清末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

由于《日記》作者自身的經(jīng)歷,他記述科舉考試頗為詳盡,除日記有記述外,還專門有《乙未公車日記》《戊戌公車日記》《橋梓公車日記》三種,現(xiàn)只存《乙未》《橋梓》二種,都是他的親歷。不但錄存了考題,而且繪制有會試卷面、履歷格式,描述了試場情狀。對于書院生活以及后來的學(xué)堂都有記事。至于對當時的歷史事件,甲午中日戰(zhàn)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日記》中都有反映。有的是得之傳聞,也有的是目睹親歷,既顯現(xiàn)了作者的態(tài)度,也反映了民間的情感�？傊�,《日記》的涉及面十分廣泛,從作者的視野和角度反映了這一個時代的各個方面。

讀者也會注意到,由于時代和社會生活的局限,《日記》中劉大鵬的封建保守思想是顯而易見的。如對科舉制度的眷戀不舍與對初建立學(xué)堂時的不滿,甚至有一段日記中反映出他對清朝的某種留戀與對民國的不滿;又如對封建倫理道理的追念與對各種新事物的摒棄,《日記》中對鐵路、對使用陽歷都在開始時有相當?shù)牡钟|情緒;《日記》中還夾雜著不少迷信的、錯誤的或是當時社會誤傳的東西。對于這一些能勾勒出那個時代封建文人思想側(cè)面的資料,我們在選輯《日記》時,沒有完全不選,而是酌量留存,尤其是一些事件的敘述中夾雜了這樣一些議論,就只好連敘述文字一齊錄存了下來,以存實況。當然,我們應(yīng)當透過這些落后的不正確的議論來分析研究那個時代以及那部分人的思想面貌。

我們將現(xiàn)存的這部日記選輯了史料價值較大的部分,以原來的年代編排,將陰歷月日換算成陽歷月日附注于后,并對原文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釋,明顯的錯字衍文也做了更正�！度沼洝分性�有的注釋,使用(　),輯點者的注釋與更正,使用〔　〕,對原文看不清或缺損的字,以□來代替。

這部《日記》的輯點既成,應(yīng)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整理編輯室同志們的好意,公諸廣大讀者,對研究我國近代史和社會史可能是有些用處的。在輯點工作中錯漏的地方一定難免,懇切希望讀者提出寶貴意見。對于曾協(xié)助過我完成這一工作的池秀云、行龍、王先明諸同志,在此致以誠懇的謝意。

喬志強

1987年春于山西大學(xué)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