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漢雖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國者絕鮮，后漢則南單于、烏丸、鮮卑、氐、羌，紛紛入居塞內(nèi)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據(jù)中原，猶晉世之胡、羯也。蕃、渾、黨項，紛紜西北，卒自立為西夏，猶晉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據(jù)東北，與北宋相終始，亦與晉、南北朝之拓跋魏極相似，一矣。漢有黃巾之起，而州郡據(jù)地自專，終裂而為三國，唐有黃巢之起，而長安之號令，不出國門，終裂而為五代十國，二矣。不特此也，漢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則欲行均輸，管鹽鐵，初猶相爭，《鹽鐵論》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之爭是也。功雖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于衽席之安，其意則皎然也。而自魏、晉以來，人競趨于釋、老，絕不求矯正社會，而惟務(wù)抑厭其本性，以求與之相安。本性終不可誣也，則并斯世而厭棄之，而求歸于寂滅，為釋、老者雖力自辯白，然以常識論之，豈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論事，固無深遠之識，亦鮮偏蔽而去實際太遠之病，順世外道之所由立也。人性莫非社會所陶甄，今世社會學家言：人類已往之社會，大變有四：曰原始共產(chǎn)社會，曰奴隸社會，曰封建社會，曰資本主義社會。原始共產(chǎn)之世，遐哉尚已，吾儕今日，僅得就古先哲人追懷慨慕之辭，想像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蓋在江、河下游？故炎、黃交戰(zhàn)及堯、舜所都之涿鹿，實在彭城，《世本》苗民之所以見稱為酷虐者以此。古所謂刑者，必以兵刃虧人體至于不可復(fù)屬，此其始皆用諸戰(zhàn)陳，施諸異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蓋以施諸異族者，及本族也。西遷而水災(zāi)澹焉，則以為神禹之功云爾。出沮澤之地，人蒼莽之區(qū)，不務(wù)力耕，惟求遠跡，則于所征服之民，但使輸稅賦而止，夏后氏之貢法是也。貢之名，乃取諸異部族者，與取諸本部族之稅賦大異，夏后氏之貢，實以稅而蒙貢名，蓋初施諸來服之異部族，后雖入居其部，征服者與所征服者，已合為一，而其法仍未變也。狀則既隱曲而難明矣，而生其間者，利害又相齟齬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于豫期之外，而事變之來，又多不可捉摸，則安得不視社會為無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務(wù)抑壓一己，以求與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與東漢之間，實為古今一大界。魏、晉以后之釋、老，宋、明兩代之理學，實改造社會之義既湮，人類再求所以自處，而再敗績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實相類也。讀隋、唐、五代之史者，其義當于此求之。

中國之史，非徒中國一國之史也，東方諸國之盛衰興替，蓋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變動，亦皆息息相關(guān)，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處之境不同，而其開化遂有遲早之異，后起諸族，必資先進之族之牖啟，故先進之國之動息，恒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進之國，在東方為中國，在西方則在地中海四圍，此二文明者，與接為構(gòu)，遂成今日之世界。其與接為構(gòu)也，一由海而一由陸。泛海者自中國經(jīng)印度洋以入波斯灣，遵陸者則由蒙古經(jīng)西域以入東歐。泛海之道，賈客由之，雖物質(zhì)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無與于國家民族之盛衰興替。遵陸之道，則東方之民族，自茲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茲而東略，往往引起軒然大波焉。東西民族之動息，亦各有其時，月氏、匈奴，皆自東徂西者也，鐵勒、突厥、回紇、沙陀、黠戛斯，則自西徂東者也。黠戛斯雖滅回紇，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東略之力，至斯而頓，而東方之遼、金、元、清繼起焉。遼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漸染中國之文明，金、元、清則中國之文明，先東北行而啟發(fā)句驪，更折西北行以啟發(fā)渤海，然后下啟金源，伏流再發(fā)為滿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瀾亦可謂壯闊矣。五胡亂華之后，隋、唐旋即盛強，而沙陀入據(jù)之后，則中國一厄于契丹，再厄于女真，三厄于蒙古，四厄于滿洲，為北族所弱者幾千年，則以鐵勒、突厥等，皆自西來，至東方而其力已衰，而遼、金、元、清則故東方之族類也。東西民族動息之交替，實在唐世，讀隋、唐、五代史者，于此義亦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