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的系列叢書之一。本輯在第12輯探討全球金融危機對國際秩序產生巨大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從政治、經濟的視角探討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現實和可能選擇。面對全球性公共危機頻發(fā)這一新的國際現象,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努力超越國際關系的研究界限,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應對思路和政策思考!秶H經濟政治視角下的危機應對(總第13輯)》在上輯探討全球金融危機對國際秩序產生巨大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從政治、經濟的視角探討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現實和可能選擇。面對全球性公共危機頻發(fā)這一新的國際現象,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努力超越傳統國際關系的研究界限,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應對思路和政策思考。本輯中首要推薦的文章是黃仁偉、陳鍇合作撰寫的《地緣政治經濟理論與中國和平崛起戰(zhàn)略》,該文較為系統地考察了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的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影響,對于中國和平崛起對傳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修正提供了有價值的理論和戰(zhàn)略依據。同樣值得關注的還包括姚大慶的《全球公共危機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性公共產品的考察》、周字的《全球化時代的金融危機與對策》、蔡鵬鴻的《試析東亞合作進程中的危機管理模式》、柴非的《雙邊FTA談判的雙層博弈分析》等。這些文章都體現了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學者們不斷拓展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和研究視角的努力。
危機狀態(tài)下的國際經濟應對
全球公共危機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性公共產品的考察
全球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的困境及對策研究
加工貿易的發(fā)展及風險分析
歐盟共同農業(yè)政策改革與歐洲農業(yè)的未來
全球金融危機下加快亞洲債券市場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思考
國際政治視角下的危機應對
亞歐會議北京峰會與金融危機
論海盜行為與國際法——以索馬里海盜為視角
歐洲集體安全體系:歷史、現狀和未來
危機應對的經濟與政治互動
地緣政治經濟理論與中國和平崛起戰(zhàn)略
全球化時代的金融危機與對策
轉型背景下俄羅斯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演進格局
淺議東亞區(qū)域一體化進程中的中美戰(zhàn)略關系
危機應對的理論與歷史反思
試析東亞合作進程中的危機管理模式
基督教現實主義與布什主義——兼論國際關系中的權力和道德
雙邊FTA談判的雙層博弈分析
戰(zhàn)后美國對北方領土的政策演變
中國的危機應對路徑
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轉變及特色
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貿易保護主義與中國的對策
從挑戰(zhàn)到機遇: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戰(zhàn)略選擇
金融危機對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與對策
金融危機下國外對華加快反補貼的貿易保護主義分析
危機應對與中國外貿的穩(wěn)定增長
專題研究
印度國際形象的嬗變與重塑
歐盟法律一體化視角下的《歐洲合同法原則》
危機狀態(tài)下的國際經濟應對
全球公共危機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性公共產品的考察
一、公共危機的全球化趨勢
羅森豪爾特認為,公共危機指“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并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作出關鍵決策的事件”。
按照原因分類,世界上的公共危機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氣候地質危機,如全球變暖、洪水旱災、地震海嘯、火山爆發(fā)等;二是環(huán)境危機,如環(huán)境污染、土地沙漠化、南極臭氧層空洞等;三是生態(tài)危機,如物種滅絕、生物多樣化消失等;四是傳染病危機,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五是安全危機,如種族沖突、恐怖活動等;六是經濟金融危機,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當前的全球金融海嘯等。
客觀地說,以上公共危機并非最近才出現。地震火山災害一直伴隨著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過程,最著名的如公元79年意大利維蘇威火山的噴發(fā)使當時擁有2萬多人口的龐貝城化為廢墟。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導致環(huán)境惡化,如中國的黃土高原在西周時期森林覆蓋率還超過50%,但隨著秦漢“移民實邊”政策帶來的大規(guī)模毀林開荒,最終成為千溝萬壑、草木不生的生態(tài)荒漠。1636年荷蘭由郁金香泡沫引發(fā)的金融危機使成千上萬的投機者傾家蕩產。1918年全球大流感導致5000萬至1億人死亡,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造成的死亡人數。
但是,公共危機的全球化趨勢在20世紀越來越明顯。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fā)展,世界各國的聯系日益緊密,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F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們可以在一天之內到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qū)。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中,現代電子通信技術甚至可以讓全球觀眾同步收看到CNN提供的美國聯合航空公司航班撞向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實況轉播。
公共危機的全球化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自然現象的全球性。地球是一個封閉的自然和生態(tài)系統,除了從太陽接受能量的輻射,地球的其他活動都是自成一體的。無論是大氣環(huán)流、板塊運動,或者是全球變暖、海平面升高,這些自然現象的影響一般都不局限于地球上的某一個區(qū)域,更不會受人為劃分的國家界線的限制,它們都是全球性的。如厄爾尼諾現象的原因是東太平洋海水溫度異常升高,卻會導致萬里之外的西太平洋國家高溫干旱。
第二是人類活動范圍的全球性。從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新大陸開始,人類不斷地擴大自己對地球和世界的認識。1522年麥哲倫完成首次環(huán)球航行,1770年英國庫克船長發(fā)現澳大利亞,1911年挪威探險家阿蒙森首先抵達南極點,1953年新西蘭登山家希拉里首先登上世界最高的珠峰,1960年美國海軍中尉沃什乘潛艇抵達世界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自此以后,人類的足跡可以說遍及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伴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各種各樣的寄生蟲、病毒和微生物也在全球擴散。例如:艾滋病病毒數千年來就寄生在非洲叢林里的黑猩猩體內,兩者相安無事。但是,1959年一只名叫馬利林的黑猩猩被人類捕獲并帶到美國后,艾滋病病毒迅速傳染給人類,成為人類健康的第一大殺手。目前全球有近40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人命喪于此。
第三是經濟聯系的全球性。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的突出特征。宏觀上,20世紀末期以來,隨著原來計劃經濟國家紛紛轉向市場經濟制度,東西方對立的兩大陣營不復存在,世界經濟迅速融合為一個整體。微觀上,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其生產流程,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產品的不同生產環(huán)節(jié)分工合作。技術上,現代通訊和互聯網的出現降低了遠距離交易和控制的成本,擴大了企業(yè)的市場半徑。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緊密聯系,人們的跨國往來日趨頻繁。2008年,世界貿易總額為15.775萬億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資額為1.4491萬億美元,世界航空公司共完成旅客運輸22.9億人次,世界出國旅游人數9.24億人次?涨懊芮械膰H交往使公共危機一旦發(fā)生,就會在全球迅速蔓延。
第四是矛盾沖突的全球性。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世界的矛盾沖突也在擴大,原本一國一地的內部沖突很容易產生全球性的危害。例如,索馬里只是一個非洲小國,雖然國內政局動蕩,自1991年以來一直戰(zhàn)亂不斷,但世界各國的普通民眾通常只會在電視新聞上偶爾了解到它的存在。但是,多年的內戰(zhàn)使索馬里普通民眾失去生活來源,一些人就干起海盜勾當。索馬里當局無力控制國內局勢,沿海地區(qū)海盜活動猖獗,許多國家的商船深受其害。2008年以來,索馬里沿海累計發(fā)生80多起海盜襲擊事件,平均每4天就有一艘船遭劫,被國際海事局列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海域之一。
二、全球化的公共危機需要全球化的治理
與公共危機的全球化趨勢相比,世界對公共危機的治理機制明顯滯后。
首先,缺乏全球性公共危機的治理主體?赡艹蔀橹卫碇黧w的有三個:聯合國、專門性國際組織和各主權國家。聯合國是世界上最具權威性的國際機構,擔負著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fā)展的重大責任。但是聯合國在應對全球性公共危機時顯得力不從心。例如:持續(xù)50多年的巴以沖突造成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聯合國除了通過無法律約束力的聯大決議對以色列進行譴責外,拿不出任何實質性的舉措。旨在遏制全球氣候變暖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即《京都議定書》)于1997年通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但由于美國拒不簽署,其實際作用大打折扣。專門性國際組織更不能勝任治理全球公共危機的使命。例如:日本、挪威等國以科學研究為名的商業(yè)性捕鯨活動嚴重威脅到鯨魚的生存,已經構成了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危機。但是日本捕鯨的胃口仍然得不到滿足,甚至聲稱如果國際捕鯨委員會不能在恢復商業(yè)性捕鯨問題上取得進展,日本將單方面退出該委員會,從而不受其禁令的約束。因此,全球公共危機的治理主體,只能是各主權國家。而各國在應對全球性公共危機時多從各自利益考慮,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劇”的困境。
其次,缺乏全球性公共危機的治理依據。雖然國際關系的現實中大國、強國依仗實力干涉小國、弱國內政的事例并不鮮見,但至少在國際法上,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等基本原則已經得到普遍的確認。《聯合國憲章》中明確規(guī)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崩碚撋险f,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有權在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時干預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但是,大多數全球性公共危機并不會直接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因而不在安理會的干預范圍內,于是形成一個真空地帶。例如:近年來為了加快經濟發(fā)展,印度尼西亞國內大片的熱帶雨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連綿數百公里的橡膠園。成千上萬種熱帶動植物喪失了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全球的生物多樣化面臨嚴重的危機。但是世界上卻沒有一個機構能夠處理這樣的問題。
第三,缺乏全球性公共危機的治理手段。目前對全球性公共危機的治理,主要停留在有關國際組織發(fā)布呼吁、倡議、提示的層面,最多是提出一些行動建議,沒有強制力,能否落實還要視相關國家的政策而定。例如:在甲型H1N1流感威脅全球的嚴峻形勢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2009年5月5日呼吁,各國政府在未來幾周內應做好以下四項工作:(1)根據《國際衛(wèi)生條例》,就在全球范圍內分享病毒樣本和其他材料以及疾病暴發(fā)的有關數據達成協議;(2)同意設立可協調的長期籌資機制,以支持比較貧困的國家更好地應對全球性衛(wèi)生危機;(3)采取有效措施,確保世界衛(wèi)生組織能擁有其需要的一切資源,在需要時能夠拿得出來;(4)在沒有明確的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取消有關限制貿易和旅行規(guī)定。但潘基文的這些建議能否落實,都依賴于各國政府的合作意愿。
三、全球公共危機的本質是一種
全球性(負)公共產品
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困境,關鍵在于它是一種全球性公共產品(Global Public Goods,GPG)。
(一)全球性公共產品
公共品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指那些供給不具有可分性、消費不具有競爭性、受益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供給的可分性指產品可以被分割成許多可以買賣的單位,誰付款,誰受益。公共產品是不可分割的,如國防、治安等,每個國民都會享受到同樣的服務。消費的競爭性指產品只能是占有人才可消費,誰付款誰受益。然而,任何人消費公共產品不排除他人消費(或者從技術上排除其他人消費的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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