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 文本·史料·方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片論》：

　　《風箏》是魯迅散文詩集《野草》中的一篇，該篇并不像其他篇目那樣晦澀難懂，使讀者步人象征的森林難以窺其“哲學的堂奧”。從寫作風格來看，《風箏》似乎更接近魯迅的敘事散文《朝花夕拾》。也許正因為如此，以往的許多研究者在解讀《風箏》時自覺不自覺地采用索隱式的闡釋模式，常常把《風箏》看作魯迅兄弟失和后悲哀心理的寫照。其實，與《朝花夕拾》的寫實性或現(xiàn)實性不同，魯迅的《野草》更是“詩的”與“哲學的”。因而，解讀《風箏》應(yīng)把它置于《野草》的整體框架中考察，這正是我解讀《風箏》的起點。

　　《風箏》的情節(jié)很簡單，從敘述分層上可看作兩個敘述層：第一個敘述層屬于超故事層，敘述“我”的故事，“我”在北京的冬季，看到飄動的風箏回憶故鄉(xiāng)春天的風箏時節(jié)，無論在久已逝去的兒時的回憶中，還是在現(xiàn)實的嚴冬中，“我”都感到無可把握的悲哀。這是一個自我內(nèi)在心靈的故事。第二個敘述層是關(guān)于“我”和“兄弟”之間的故事。這一敘述層有兩個敘事單元：其一，“我”曾經(jīng)認為風箏是沒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兒，冷酷地折斷了小兄弟偷偷制作的風箏；其二，20年后，已過中年的“我”意識到對于小兄弟精神的虐殺，“我”向兄弟懺悔以尋求他的寬恕，而兄弟卻全然忘卻了此事。

　　在一般人的記憶中，風箏應(yīng)該是自由快樂的象征，而對于“我”卻是一種驚異和悲哀，這是魯迅式的獨特的生命體驗。那么，《風箏》的抒情主人公“我”是如何超越現(xiàn)實的悲哀呢？在回鄉(xiāng)的沖動中，魯迅的筆觸開始靈動起來，敘述節(jié)奏也變得明快，語言也更富有色彩：“故鄉(xiāng)的風箏時節(jié)，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低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jīng)發(fā)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yīng)，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钡�這派生機勃勃的故鄉(xiāng)風箏時節(jié)的歡快描寫只是一個瞬間乍現(xiàn)就凋落的溫馨，抵擋不住肅殺的嚴冬所帶來的寒威與冷氣。魯迅在這不足兩千字的短文中兩次用到相同的關(guān)于現(xiàn)實處境的描寫，第一次是在文章的開始，“我現(xiàn)在在哪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第二次是在文章的結(jié)束：“我倒不如躲到嚴冬的肅殺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边@一構(gòu)成象征意蘊的環(huán)境無疑是抒情主人公悲哀、孤獨心理的外化，那么，這種彷徨于無地的悲哀其實質(zhì)何在？或者說，是什么導致了“我”無可把握的孤獨和悲哀呢？解讀這一點是探尋《風箏》思想意蘊的關(guān)鍵。

　　按照通常的解釋，“我”的悲哀來源于對小兄弟精神的虐殺。由于多年以前傲然地踏毀了小兄弟私做的風箏，中年以后才知道游戲是兒童的天使，于是這沉重的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使“我”的心很沉重地墮下去了。倘若魯迅在《風箏》中只是表達一個彰而不隱的對于兒童天性精神虐殺的悔過主題，那么，他行文至此完全可以結(jié)束而不影響這一主題的充分表達。事實上，魯迅卻追加了對“精神虐殺事件”的意味深長的敘述。魯迅接著又擬設(shè)了兄弟之間中年以后的一場對話。這一對話場景與其說是兄長向弟弟補過的方法，不如說是兄長的懺悔。在基督教中懺悔是基于人自身的原罪而起，出于罪的自覺，人的罪過只有在持續(xù)不斷的懺悔中才會減輕并得以赦免，懺悔固然是由于對原罪的自覺，但畢竟是以罪的寬恕為前提。倘若懺悔得不到寬恕，懺悔便失去了其本質(zhì)的意義，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懺悔者的罪感。那么，兄長的懺悔得到寬恕了嗎？當“我”和弟弟談起兒時的舊事時，自說少年時代的這樁糊涂事，而弟弟卻驚異地笑著說：“有過這樣的事么？”于是，魯迅寫道：“全然忘卻，毫無怨恨，又有什么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寬恕是以怨恨為前提的，當?shù)艿芤浴坝羞^這樣的事么？”去反問兄長時，實質(zhì)上斬斷了兄長“我”的懺悔之路，這原本設(shè)計好的一場握手言歡的兄弟對話與心靈溝通，卻被弟弟輕描淡寫的一句反問阻隔了。我們暫且不去探究弟弟是真正的忘卻還是有意的阻隔，但無論如何，兄長“我”乞求通過溝通與交流以化解內(nèi)心深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卻更加沉重了，因而，魯迅感嘆道：“我還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是沉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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