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語言文學叢書·現(xiàn)代漢詩的眼光：談論新詩的一種方法》：
　　季老的自謙是一回事，但他的娓娓敘述中也透露出許多信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第一，“詩總應該有自己的形式�！薄靶略娺�沒有找到自己的形式。”這是季老幾番言論的核心思想（而不是新詩失敗、新詩無聊）。季老基本上是站在肯定的立場上來看中國各種文學類型的西化。但季老似乎對詩歌另眼相看，并沒有認為漢語詩歌直取西方詩歌的形式就萬事大吉。小說戲劇等文類在西化之后，基本獲得了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形式，而詩歌沒有，“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形式，每一首詩形式都可以不同”。有無數(shù)的形式其實也就沒有了形式。詩歌這種文類其存在的獨特性和必要性在哪里？季老說新詩不成功是和其他文類相比較而言的，而不是說：后生小輩，這些年你們白忙活了。
　　第二，季羨林對新詩的形式不滿不僅因為新詩的客觀事實，也因為他與現(xiàn)代那些優(yōu)秀的詩人很接近。他曾與馮至這樣的詩歌大家常在一起討論詩與散文的區(qū)別。他和林庚交情很深（林庚為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典型詩行多方試驗，亦是詩歌大家）。說季羨林不懂詩、亂說新詩恐怕不對，不僅如此，他可能還是地道的新詩批評家�！霸娍偸怯型ｎD的”，看出來他注重作為現(xiàn)代漢語詩歌之靈魂的“節(jié)奏”問題。他的詩歌欣賞趣味是屬聞一多、林庚、卞之琳等注重詩歌本體的詩人這一脈的。新詩這一撥人的特點是什么？其實是資產(chǎn)階級習氣，是不老老實實地反映現(xiàn)實整天思量什么是詩、什么是藝術(shù)的有點“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傾向的“反動派”。但也正是這一群人，沒有使新詩完全成為翻譯體、使新詩在現(xiàn)代的漢語形態(tài)中仍有自己的節(jié)奏和形式，使現(xiàn)代漢語詩歌不僅現(xiàn)代，而且有漢語的品質(zhì)。這種不懈尋求新的形式秩序的傳統(tǒng)可以說是新詩在自由詩寫作傳統(tǒng)之外的另一種傳統(tǒng)，朱自清說這個傳統(tǒng)的序列上依次是陸志韋、徐志摩、聞一多、梁宗岱、卞之琳、馮至，等等�？梢哉f，季羨林作為詩人，站的隊伍是“詩人中的詩人”那一邊。
　　第三，“中國白話詩的形式，有過幾次努力，比如都為創(chuàng)造新詩的形式努力過。”看來對于新詩自新月派以來的形式秩序的尋求，季老一清二楚�！鞍自捲娦问降膭�(chuàng)造，徐志摩、戴望舒也很有成績，《雨巷》寫得好。”我們也許不習慣徐志摩的小資情調(diào)和浪漫主義之風，但他的詩文在漢語的歐化上做得非常好。韓寒曾譏諷道，“徐志摩那批人，接受了國外的新東西，因為國外的字母沒辦法，不可能四個字母對著四個字母寫，他們就學著國外詩歌寫新詩。但我覺得恰恰拋棄了中文最大的優(yōu)勢和魅力。你說《再別康橋》，'輕輕地我走了……'這好么？還可以，但是真的那么好么？你說徐志摩有才華，他真那么有才華么？”但事實上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就是很有才華，有你意想不到的“好”。漢語的說法一般是“我輕輕地走了”，但徐志摩將英語Quitelylwentaway借用過來，打破常規(guī)，將漢語中的副詞也置于句前，出現(xiàn)了“輕輕的我走了……”這種貌不驚人但極有效果（突出了“我走”之時的微妙狀態(tài)）的漢語詩句。同樣的句式還有“沉默是今晚的康橋”，也是巧妙地借用了英文的倒裝語法。而戴望舒的《雨巷》也并非重復古典意境那么簡單。戴望舒的寫作也表明的是中國詩人駕馭象征主義的成熟，“杏花春雨江南”的古典意境與戴望舒式的個人記憶及現(xiàn)代城市青年的夢幻結(jié)合在一起，從此使在李金發(fā)手上令人費解的法國象征主義在漢語語境變得通達、優(yōu)美。季羨林對徐志摩、戴望舒的認識，顯然比韓寒所要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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