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fā)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5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發(fā)表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基本內容的開門整風運動。

　　北大師生開始大鳴大放，幫黨整風。北大自蔡元培時代就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傳統(tǒng)，燕大也有《圣經》上的話“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作校訓，以兩校的校風，開展這樣的運動發(fā)動群眾并不難；難的是領導。鳴放一開始就呈燎原之勢，髙漲的熱情難以遏制。江隆基被推到風口浪尖上。這位參加過也領導過許多次政治運動的老黨員、老干部此時深感力不從心，水平不夠，他沒日沒夜地鉆研中央精神，貫徹上級意圖，又不無憂慮地關注著北大的角角落落。任怎么絞盡腦汁地“運籌帷幄”，也難以決勝于“未名湖畔”。在這個炎熱的夏季里，北京大學就像在大風大浪里左搖右晃的航船，底艙里不時地起火冒水，素來以穩(wěn)健持重見長的江隆基亂了方寸，顯得浮躁不安。隨便伸手一抹，就掉一撮頭發(fā)，真是“人老一時，麥黃一晌”啊！

　　教職工的鳴放，基本上在黨委的部署下進行。5月初，學校召開150人座談會，時間長達一星期，參加者有黨內外各個方面的代表，知名教授基本上都到會了。20日以后，又分三組集中進行。大會小會套在一起開，充分做到了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學校領導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僅據(jù)5月12日�？�整理發(fā)表的內容提要，就有：

　　——學校機關化，衙門化：“多的是官僚主義，少的是學術空氣”，“行政主義”，“不是尊重學術，而是重視頭銜”，“職責不明，權限不淸”，“髙髙在上，不深入群眾”，“校委會不起作用”等等；

　　——領導教學與科學研究中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與形式主義：“領導不深入，不具體”，“黨似乎還在地下工作”，“大學的性質任務不明確”，“學習蘇聯(lián)有一邊倒的傾向”，“過去胡適提全盤西化是荒謬，今天全盤蘇化也是愚蠢”，“領導工作沒有創(chuàng)造性”，“沒有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等等；

　　——尊重信任教師不夠：“中國不是沒有專家，而是沒有發(fā)揮作用”，“照顧高級知識分子不應太看重物質待遇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給他們科學研究的時間、環(huán)境和資料”等等；

　　——黨群關系不正常：“人民內部矛盾主要的是黨群關系”，“群眾對黨員存在疑懼和敬而遠之的心理”，“人事制度搞‘儒林內史’”，“年輕黨員不宜居領導地位”等等；

　　——北大從上到下驕傲自大思想嚴重，有“大校主義”：“泛濫著理論脫離實踐的空氣”，“缺乏艱苦奮斗精神”，“輕視職工”，“思想工作落后，黨委應負主要責任”等等。

　　在這些廣泛而尖銳的批評中，有些是直接針對校領導的，如說馬寅初“是個花瓶”；對江隆基的則更多，如“一些領導同志完全不參加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勞動，不知道教學和科學研究的甘苦，不掌握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基本規(guī)律”，“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等。�？�上發(fā)表了一篇學生寫的《回憶鼓掌有感》，說的是江隆基去學生食堂察看學生進餐的情況，時間僅5分鐘，而學生當作“外賓”，用“隆重而熱烈”的掌聲歡迎。這位學生用辛辣而調侃的雜文筆法寫道: “可見校首長和我們的關系是有點妙不可言的”，“請問校首長們對這些掌聲有何感想？怎樣消受？”

　　還有一份大字報，同樣用調侃的筆法“幽默”江隆基。內容是：1956年在大飯廳舉行元旦聯(lián)歡晚會，先演節(jié)目，后跳交誼舞，氣氛歡快熱烈。新年的鐘聲響了，激動人心的時刻來臨，馬、江校長來到現(xiàn)場向同學們祝賀新年，大家便停下舞步聆聽校領導的團拜祝詞。馬校長只一句話：“我年近80，向同學們拜年！”報之以熱烈的掌聲。江校長也情緒激昂地向大家祝賀了新年，同學們同樣報以熱烈的掌聲。同學以為團拜就此結束，正要乘興跳舞而且準備跳它個通宵，且慢，江校長還有話：“目前國際形勢一派大好，社會主義陣營……”這才正式發(fā)表他精心準備的“新年祝詞”。10分鐘過去了，國際形勢沒有結束；20分鐘過去了，國內形勢剛剛開頭；半小時過去了，才談到北大……江校長“熱情洋溢、周密詳盡、聲韻鏗鏘”、“氣勢如虹”的新年祝詞連平常愛聽他講話的同學“也有點忍不住了，輕輕跺腳驅寒者有之，交頭接耳者有之，來回竄動者有之，悄悄退場者有之，總之，大飯廳有點亂哄哄的了。”“整整40分鐘！江校長于渾然不覺中幽了大家一默！”

　　江隆基是這樣一個人：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使他具備了儒家的道德涵養(yǎng)，“吾日三省吾身”，“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西方文化的教育使他懂得了尊重別人，尤其是有獨立見解和創(chuàng)造性成果的少數(shù)人；多年的黨性鍛煉又使他掌握了正確對待群眾，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因此不管這些意見有多么尖銳甚至尖刻，他都能虛心地聽取,從“善意”處理解。作為學校黨政主要負責人，他不能不認真地反省幾年來的工作，總結成敗得失；作為一個普通黨員，他也得帶頭鳴放，以啟迪群眾。在150人座談會上，他前后作過幾次發(fā)言，有時是簡短的插話，有時說得完整一些，其內容大多是自我批評，或對某些問題的真實想法。幾年來這還是第一次面對眾人敞開心扉，吐之而后快，現(xiàn)摘錄幾段他的發(fā)言——

　　“八大通過的新黨章規(guī)定黨的基層組織有領導監(jiān)督的職責，但并未規(guī)定什么黨委制，全面負責。問題是對領導監(jiān)督的理解。主席在天津講黨委領導，一是政治領導，一是計劃領導。學校的方針政策，政治思想規(guī)劃都是黨委領導的，我個人深感黨政不分的苦惱。”

　　“我也不是領導北大的材料，我知道要在北大繼續(xù)工作，必須搞業(yè)務，不能憑資格鬼混下去。我不想多攬權，而是想推出去一些。丟了 30年，還不是絕緣體（指專業(yè)知識〕，幾次提出想換班�！�

　　“黨員有幾部分人。老干部是經過群眾斗爭鍛煉的，為什么現(xiàn)在會脫離群眾？ 這是因為勝利的環(huán)境，執(zhí)政黨的地位使有些同志的思想生了銹，有松勁的小康思想。從地下黨成長起來的干部，是群眾運動起家的，勝利后容易滋長驕傲自滿，以勝利者、領導者、教育者自居。新入黨的約三分之一預備黨員，應與群眾有密切聯(lián)系，但入黨后沾染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已估計得高，估計群眾低；易肯定黨的一切，否定群眾的一切；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忘記了革命前輩是與群眾血肉聯(lián)系的，把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丟掉了很多，當然還不是一團漆黑�！�

　　在這次會議之前（4月），他在北京市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fā)言，也可以看作他上述思想的補充和佐證。他說：

　　“我深深感到在學校不僅業(yè)務，只有被自然淘汰，迫切希望提高業(yè)務，所以我一直認為黨員不能包辦一切，黨與非黨的行政負責人要分工負責。我很苦惱工作總是抓不過來，過去搞教學改革還可以應付，以后搞學術更加困難，也希望黨外同志多起點作用”。

　　“辦學校依靠誰的問題，北大黨內曾反復討論過。黨委在學術上要依靠老教授是明確的，搞學問，培養(yǎng)干部，當然誰的學問好，就應依靠誰。從長遠利益看，新生力量很重要；從當前著眼，主要依靠老教師�！�

　　這些言論，僅僅是鳴放中的一家之言，并不是代表黨委作報吿，在當時并無不良反映，甚至許多人贊賞他這種實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還有些問題很痛苦地困惑著江隆基，譬如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一年前還說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一年后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統(tǒng)統(tǒng)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接受不了這個急轉彎，總感到缺乏具體分析、區(qū)別對待的精神，所以在一次高校黨委會議上提出質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指在私營工商業(yè)服務的知識分子呢，還是指的所有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后來多次鄭重地講，“這個問題在我的思想上長期沒有得到解決�！�

　　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都清楚，這個問題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江隆基沒解決,又有誰得到了解決呢？

　　如果說教職員工的鳴放是在一定的“秩序”范圍內進行的話，那么學生的鳴放則從一開始就呈現(xiàn)出無政府狀態(tài)。北大有塊“三角地”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知名度僅次于未名湖，其實就一個三岔路口：一路通大飯廳，一路通教學區(qū)，一路通東門。因位置特殊而人來人往，因人來人往而成了鳴放園地。“中國匹克威克社”、“百花社”之類的團體在這里集會演講；“廣場”、“五月”之類的刊物在這里散發(fā)；大字報欄上貼滿了大字報，有用中文寫的，也有用俄文、英文寫的；鳴放一開始，這里的集會講演不舍晝夜，每天都是人聲鼎沸，熙熙攘攘；有些詩傳單是頗能煽動靑年人情緒的，如“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樓。五四精神今安在？但見童顏盡白頭�！毖劭凑�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正常的鳴放整風無法進行，江隆基擔心出亂子，在黨委會上果斷地提出：堅決把鳴放辯論“從室外引向室內”，“大字報改用小字報”，并騰出飯廳專供學生辯論之用。但此時校外的一些“知名人士”也紛紛來北大演講，他無力左右局勢。

　　北大學生中也出了幾位頗為“知名”的人物，如譚天榮，歷史系學生，時年僅22歲，連哲學、歷史的ABC都沒讀完，就自吹為“博學多才”、“善于思維”的“理論家”。他在文史哲各系大談數(shù)理化，在數(shù)理化各系又大講文史哲。他生硬地將黑格爾與恩格斯扯在一起，自封為“黑格爾—恩格斯學派”的“主將”。他寫了一張題為“挑戰(zhàn)書”的大字報，列出哲學、歷史學上的20個重大問題要大家討論。他還寫了一篇題為《教條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文章，送到校領導手里，要求鉛印50萬本“而保證不虧本的杰作”。江隆基為慎重起見，專門交給研究歷史唯物主義的馮定教授，囑咐“認真看看，如果說得有道理，確實好，就鉛印。”馮定看后回話，毫無道理，八頁文章中有六頁是東拼西湊抄襲的，占四分之三。江只好作罷，打了回去。而譚天榮還在不停地“探討”、“演講”，幾乎達到目空一切的程度，如說“愛因斯坦絕不是什么偉大的科學家，而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荒唐的和可憐的湖涂蟲”，“周培源、華羅庚、錢學森、郭沫若、艾思奇等， 在科學、哲學和常識方面是可怕的空虛和混亂!”面對這種顯然是由于幼稚而迅速自我膨脹的青年人，江隆基真替他們的前途和命運擔憂！

　　5月底，北大西語系28名學生在一名青年教師的帶領下要去淸華串聯(lián)點火，江隆基對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非常惱火,立即派人去勸阻。勸阻無效，他又親自打電話給淸華黨委，叫做好準備。在當天的常委碰頭會上，他說：“這一下我們工作的缺點暴露無遺了，看人家淸華大學的工作就比我們好。”串聯(lián)隊伍未能與清華學生接觸，被拒之于校門外，回來又大呼“上當”，說校黨委“搞政治陰謀”。

　　為了鼓勵他們繼續(xù)鳴放，當晚江隆基親自召集他們開座談會，約四五十人。會上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同學說：“你不懂自然科學，領導北大有困難,不如辭掉副校長的職務”。為了緩解雙方當天造成的緊張氣氛，江并未多加考慮，便以玩笑的口吻說：“如能辭掉這個副校長，我給你磕頭�！辈涣暇瓦@么一句話，幾天后上了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竟被寫成：“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右派分子指著他的鼻子要他辭職，他表示要給右派分子磕頭下跪�！痹谧鋈穗y做領導難說話更難的歲月，其難矣如此，江隆基也算得到了深刻的教訓。那天的座談會開始前,有一新華社北京分社的記者要求參加，江要他出示記者證件，他沒有，便拒絕了。記者當時就很不髙興，但還是躲在套間里聽了。現(xiàn)在白紙黑字發(fā)表出來，你能奈他若何？隨后，參加座談會的部分學生在那個記者的煽動下到中央辦公廳上訪，要求撤換江隆基。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沒幾天，那個記者也被新華社劃為“右派”。

　　在鳴放高潮階段，還發(fā)生了沖擊檔案室的事件。那位對人事制度極其不滿、鳴放說“儒林內史”的教師串通不明真相的學生，揚言要沖進檔案室搶走檔案。好在發(fā)現(xiàn)及時，江隆基把保衛(wèi)部部長白晨曦叫來交代說：“你回人事處去，把檔案科保護好。人事檔案絕不能叫人沖擊，這是黨的秘密機關，誰也不準在那兒搞什么公開活動。如果有人真的沖到那里，你可要認真對待。你也要有思想準備，作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千萬不要動火氣，那是最壞的，千萬記�。　边@位軍人出身又在中央機關工作過的干部懂得人事檔案的重要性，記著江隆基的話，索性搬人事處住下來，確保了人事檔案的安全。

　　《人民日報》“六.八”社論《這是為什么》發(fā)表后，全國開始“反右斗爭”，北大也不例外。先是批判社會上的“大右派”，后是抓校內的“右派”。幾個既有言論又因刑亊責任觸及法律的學生首當其沖，劃為“右派”批判后交司法部門處理。這樣的學生先后處理了5名。之后又劃了譚天榮這樣一批。教師隊伍中最初劃為“右派”的只是極其個別的，像那位帶領學生去淸華串聯(lián)的年輕教師，在150人座談會的鳴放內容全部是涉及黨群關系的，而且言辭頗為激烈，這就難以幸免了。

　　老教授基本上沒有動。北大的焦點在一批老教授。江隆基的難處也在老教授。上級領導和全中國都在關注著北大，實際上也是在關注那些老教授的命運。北大的作法，至少在高等教育界具有某種示范性。有幸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也許還記得，北大教授中的“右派”確實比較少。

　　1957年上半年，學術界經歷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又經受了急風暴雨式的批判，由北大哲學系發(fā)起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就是最好的例證。這次座談會是建國后哲學界第一次最高規(guī)格的學術論壇，名家薈萃、氣氛活躍、暢所欲言又向全社會廣泛傳播。參加會議的不僅有北大的馮友蘭、湯用彤、朱光潛、賀麟、金岳霖、鄭昕等著名教授，還有中國科學院哲學所、中央黨校、人民大學等單位的于光遠、艾思奇、胡繩、潘梓年、侯外廬、呂振羽等著名學者，老中青100多人濟濟一堂，是新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次盛會。座談會于1月和5月召開兩次。1月的會議是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暢所欲言地進行純學術討論。主要討論：對唯心主義的評價、中國哲學史的對象與范圍、中國哲學的遺產繼承問題。賀麟和陳修齋提出，唯心主義也有好的和進步的東西。馮友蘭提出“抽象繼承法”，即哲學命題有抽象意義與具體意義，抽象意義沒有階級性，是可以繼承的。鄭昕提出“政治上的唯物主義”怎樣戰(zhàn)勝“學術上的唯心主義”？就要給學生們開設唯心主義的課，讀唯心主義的著作，“為著最后戰(zhàn)勝唯心主義，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義�！�5月的會議是工作會，馮友蘭傳達了4月18日毛澤東在住所接見他和周谷城、金岳霖、賀麟、鄭昕、胡繩等人時的談話，毛說：“你們這些教授被搞苦了�！薄澳銈冴P于中國哲學史的不同意見的爭論，還要繼續(xù)下去�！瘪T還以自己的親身感受寫文章駁斥了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懷疑論調。傳達學習后部署了中國哲學史資料和西方哲學史資料的編輯工作，北大西方哲學史教研室很快編選出6本西方哲學史資料。這次會議對哲學研究和教學以及后代學人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但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發(fā)表后風云突變，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清算。

　　與此同時，經濟系也出了所謂“六君子書”的問題。在貫徹“雙百”方針的鳴放運動中，科學技術界先出了個“六君子事件”，即錢偉長、費孝通、曾昭倫、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6位著名學者就發(fā)展中國科學技術事業(yè)寫了份“萬言書”上書中央，皆被打為“右派”。經濟學界緊隨其后步其后塵，也有6位著名教授聯(lián)名寫出“經濟學意見書”上書中央，其中3位是北大的。

　　哲學座談會是江隆基批準召開的，還到會看望過與會代表，代表北大向他們祝賀會議順利召開，圓滿成功�！傲�君子書”是開始批判后他才知道的。兩件事涉及北大兩個大系的十多個教授，不批不行，批又有個尺度問題；稍有疏忽，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就會被劃到“右派”隊伍里去的。中央對劃右派有“六條標準”，他反復認真地鉆研有關政策，仔細閱讀和分析有關他們的材料，多次開會研究，盡量把上述事件控制在學術范圍內，能頂則頂，不能頂則一拖再拖，把打擊面縮小到最低程度，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轉危為安，度過了心驚膽戰(zhàn)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