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對后世影響極為深遠的一件大事。對世界而言，15世紀肇始的葡萄牙東方海外殖民擴張至此基本完成，代表當時世界強勢力量的西方文化東傳因此而獲得一永久據(jù)點，因1516世紀的大航�；顒佣�逐漸形成的全球貿易網(wǎng)絡因此而定格。對中國而言，當中華封建帝國仍然沿著它自行的軌跡緩慢前行之時，當?shù)蹏鴥炔恐鲝垖ν忾_放與反對對外開放斗爭正處于膠著狀態(tài)之時，就在帝國最南端的極小岬角上出現(xiàn)了一塊完全不同于自身文明且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異質文明飛地，出現(xiàn)了一個令國人瞠目、令外人稱羨的天朝異化之角的澳門。葡居澳門的出現(xiàn)，當事者的三方表現(xiàn)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對當時的西方來說，似乎被他們視為勢所必然，因為，強勢西方文化的締造者認為，西力東漸在當時應是世界的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對明清中國來說，作為政府的最高統(tǒng)治者和社會精英們并沒有意識到澳門的出現(xiàn)會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何種影響，更主流的認識是，這只不過是泱泱大國對極西之域來華求貢之遠人的懷柔。對澳門來說，這些挾西方強力而來的葡萄牙人獲得澳門居留權后，反而陷入了一種進退維谷的境地。進，無法獲得明清政府對其政治欲望滿足的任何讓步，反而被牢牢地控制在帝國的嚴密管治之中；退，緊靠中華擁有廣博資源和廣大市場的澳門帶來的經(jīng)濟利益絕對使葡萄牙人無法舍棄，這一能產(chǎn)生巨富的地方成為葡萄牙人無法返回的主要誘因。正是出于這一原因，居住在澳門這一土地上的葡萄牙人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就出現(xiàn)了時而水乳相融、時而貌合神離的狀態(tài)。這一時期的歷史事實是，在政治和領土的主權上，澳門屬于中國；而在東西方文化交往及全球經(jīng)濟貿易網(wǎng)絡中，澳門則屬于世界。澳門成為1619世紀世界格局中一塊極為特殊之地，與同時代的馬六甲、巴達維亞、馬尼拉、長崎雖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其最大的不同是，這一塊在全球經(jīng)濟貿易網(wǎng)絡和東西方文化交往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的土地，其主權屬于當時仍被稱為世界最為強大的中華帝國。從某種意義而言，澳門，是一座由明清政府或有意或無意對外部世界開放的港口和城市，到清朝時，澳門甚至淪為廣州港的附屬港口，而這一港口和城市的經(jīng)營者和管理者卻是西洋人。這一詭譎的歷史命題，導致了澳門歷史的詭譎，以至今天許多歷史學家難以對在澳門所發(fā)生的歷史事件之過程與性質獲得準確的判斷，從而發(fā)生認識的錯位。即如人們常說，澳門是西洋文明東傳的橋梁與孔道，人們看到的和關注的只是西洋文明如何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而忽略西洋文明不僅通過這一橋梁與孔道傳入中國內地，更重要的是，澳門本身就成為東來的西洋文明承載之地和積淀之地。學術界對于東傳而進入中國內地的西洋文明，曾經(jīng)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為量甚巨且頗為精深的研究，然而，對澳門這一承載和積淀西洋文明之地關注者卻不多，或者說關注的程度遠遠達不到西洋文明在這一城市所積淀的深度。從16世紀中葉澳門開埠到19世紀中后期香港取代澳門的300余年間，有多少西洋文明傳入了澳門，以及它們如何在澳門生存發(fā)展，乃至沉積，由于歷史資料的湮沒，更由于歷史研究語言的障礙，今天的人們對這一問題能講清楚者已經(jīng)不多，而能講清楚又能出具可信證據(jù)者則更罕。因此，對1619世紀澳門的西洋文明展開深入研究，不僅應該是澳門學研究領域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在東西方文明交往史上更可稱為一個具有戰(zhàn)略意義以及學術意義的研究課題。

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的傳入和發(fā)展前后有300余年，其間形成了兩個波段。第一波段在16世紀末期到17世紀中期。這一時期是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為主體的西洋社群將伊比利亞半島的南歐西洋文明傳入澳門，并影響到澳門的政治、法律、軍事、宗教、城市建設、科學技術、教育醫(yī)療、文化藝術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這一時期傳入澳門的西洋文明就整體而言，還只能稱為明顯帶有南歐特色的中世紀后期的歐洲文明，因為當時的葡萄牙還是一個頗具典型的中世紀特性的國家。此語來自于荷蘭社會學家J.C.范·魯爾，見［印度］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jīng)濟史》，澳門：紀念葡萄牙發(fā)現(xiàn)事業(yè)澳門地區(qū)委員會，1997年，第278頁。何兆武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書第5頁中批評當時傳教士傳入中國的是中世紀神學的世界構圖，而不是近代牛頓的古典體系。這是何先生本人昧于世界歷史而苛求于古人。明末清初進入澳門和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大都屬于南歐天主教文明體系。由于歐洲各國歷史發(fā)展的差異，在這一時期，葡萄牙與南歐其他國家在制度和精神氣質上，與歐洲北部國家（特別是新教國家）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社會發(fā)展的程度也有著很大的區(qū)別。這一時期的葡萄牙及其他南歐國家的文明形態(tài)還整體上保持在中世紀末期的程度，因此要求他們傳播牛頓的古典體系實在有點緣木求魚。第二波段則在18世紀中后期至19世紀中期。這一時期的傳播者則是以居住于澳門的英國人為主體的包括荷蘭及其他北歐、北美國家在內的西洋社群。雖然這一西洋社群在當時的澳門并非社會的主宰者，但在西洋文明傳播的第二波段中，這一社群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將許許多多不同于第一波段的西洋文明帶入了澳門，這一文明從總體上可稱為基督新教文明。在某種程度上，19世紀傳入澳門的西洋文明已明顯帶有西方工業(yè)革命后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特征，并影響到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兩個波段的西洋文明傳入澳門，雖然都曾對中華帝國產(chǎn)生過沖擊，甚至還曾激起過幾朵浪花，但最終都沒有從根本上對這一帝國產(chǎn)生實質性影響。古老而龐大的中華帝國在西洋文明的兩次沖擊中巋然屹立，依然故我。故此，生存于帝國高墻堅壁旁側的澳門這塊土地上的西洋文明表現(xiàn)更多的不是勃勃生機，而是有些潦倒與沒落。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有必要將1619世紀生存于澳門這一土地上的西洋文明一一理清，包括300余年間究竟有多少西洋人進入了澳門？他們來自于哪些國家？澳門政治、司法及軍事上的西洋文明，澳門城市建設中的西洋文明，澳門宗教中的西洋文明，澳門科學技術中的西洋文明，澳門教育中的西洋文明，澳門醫(yī)療衛(wèi)生中的西洋文明，澳門語言文學中的西洋文明，澳門藝術與體育中的西洋文明及澳門社會生活習俗中的西洋文明等問題。雖然以上問題并非澳門西洋文明的全部，卻基本反映了1619世紀傳入澳門的西洋文明的概貌。以上這些問題，雖然在以往的很多著作中都曾被人提及，但真正深入發(fā)掘和利用第一手中西語言文獻檔案展開研究的，除西方個別學者外，大多數(shù)學者基本沒有這樣做，其中研究著作轉引二手資料泛泛而談者居多，因此，可以說，對于1619世紀澳門西洋文明的研究，由于原始文獻征引的缺失和基本史實的疏漏，甚至出現(xiàn)大量根本性的錯誤。在上述諸多領域的研究中，原本應該是葡語檔案文獻為其基本史料，但多數(shù)研究者卻征引葡語史料闕如，致使以往的研究達不到嚴格的學術標準和要求。因此，本研究就是力圖對上述問題進行糾正與完善。我們希望通過本研究能夠給讀者呈現(xiàn)出一部主要采用葡中第一手檔案文獻（還包括英、法、西、俄、拉丁及日文檔案文獻）打造的，能全面、準確、系統(tǒng)地反映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的既絢麗多彩又嚴謹科學的歷史著作來。

歷史學著作的魅力不在于宏觀理論的構建，更不是新概念的提出。當今學術界有不少學者卻樂此不疲。歷史學著作的真正意義即在于給人們提供人類過去的準確而完整的知識體系，其特殊魅力則是揭示那些被歷史風塵湮沒而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不能揭示或未能揭示的嶄新而又神秘且不為世人所知的史實來，并不忽略那些在歷史事件中起著關鍵作用的歷史細節(jié)。我們今天呈獻給大家的這部著作所揭示的1619世紀的澳門西洋文明（包括它的歷史細節(ji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這一作用。

然而，由于本課題研究歷史時間長達350年，所涉內容包括政治、法律、軍事、宗教、科技、文化藝術等十幾個領域，涉及面極為廣泛復雜，而且有很大部分內容屬于原創(chuàng)新作，再加上征引的各種檔案文獻牽涉中西多國語言文字，無不增加了本研究的難度。在此，我還想表達的是，完成這么一個龐大復雜的、極具學術難度的研究課題，實際上留給我修改的時間太少，更沒有給我逐字逐句全面校對的時間。由于各種因素不得不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將其付梓，這也是一種無奈。因此，本課題雖然是在竭盡全力系統(tǒng)搜集原始檔案文獻并展開深入細致的研究和考訂的基礎上完成的，但我仍然無法保證，我們的研究完全正確，且不出紕漏。特別是如此大規(guī)模地使用葡、西、法、英、日等國原始檔案文獻的翻譯材料，限于我及我的翻譯團隊對外語的把握及理解的能力，難免不生訛誤。我想，當這部在國際澳門學領域中極具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面世之后，可能會出現(xiàn)很多問題，包括我們認識的錯誤和工作中的疏漏。故此，我誠摯地希望學術界同仁在本書出版后，對書中的內容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以待日后的改正與修訂。

湯開建

丙申年仲春于澳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