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19年的“五四”運動，新民主革命的開端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上街游行，奔向北洋政府辦公地點時才發(fā)現(xiàn)，在這個緊要關頭，部長們正和日本的外交官們密談。警察向示威學生開槍并逮捕了一批學生，激起全國一片抗議的浪潮。中國的青年學生，不愿像他們父輩那樣在半奴隸狀態(tài)下茍且偷生，到處奮起抗爭。即使正在日本留學的學生也走上了東京街頭舉行游行示威，日本政府派騎兵驅散了他們。民族資產(chǎn)階級開展了抵制日貨運動。上海工人、英資的開灤煤礦工人和京漢鐵路工人，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治性的罷工。
　　在抗議浪潮的震懾下，北洋政府早在6月初便下令釋放被關押的學生。然而，這些學生作為引以為自豪的斗爭勝利的一方，卻拒絕出獄，要求政府開除對逮捕學生負責的官員，要求允許舉行新的示威，要求政府公開向學生道歉。北洋政府為了把全國人民的憤怒引向歧途，不但讓警察去請求拒絕出獄學生的諒解，甚至還派汽車送他們出獄。6月28日，示威群眾聲討的三個部長被免職。中國還宣布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的高潮之一。它發(fā)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也是十月革命的一項成果。十月革命改變了地球上1/6人口的世界大國的面貌，由工人階級取代了帝國主義政權。中國的革命者過去對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一度充滿了理想化，現(xiàn)在已完全丟掉了幻想。鼓吹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的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不僅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大殺戮，他們還以徹頭徹尾的虛偽的背叛，給自己針對德國、奧地利和土耳其的勝利貼上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對專制王權勝利的標簽，而這是中國所從來沒有經(jīng)歷過的。如果說，帝制政體和共和政體只不過是政府的組織原則和形式而已，民眾只是由此遭到無窮的愚弄、欺騙和流血，那么，中國人民就要問自己：其他的出路在哪里？在哪里能夠找到同盟軍？
　　前面已經(jīng)指出，偉大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人和思想家馬克思、列寧，對中國人民過去的斗爭早就表示過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但在那個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無法向中國提供幫助，中國人民也還不理解他們表達的同情，也不會認識到世界工人階級是反抗帝國主義資本和剝削的盟友。
　　然而，到了1919年，情況就不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在中國的近鄰找到了一個具體實踐的場所。在蘇俄，工人階級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中國人民能夠從蘇俄的實踐中，判斷其實驗是否成功。
　　蘇俄的行動是簡潔明快無可非議的。當打了勝仗的協(xié)約國列強們又在鬼鬼祟祟地圖謀對中國的奴役時，蘇俄政府第一個宣布無條件廢除過去沙皇俄國從中國土地上掠奪的一切特權，把從各項不平等條約中得到的好處，如治外法權、租界、賠款、“最惠國待遇”等，全部予以廢除。
　　而且，中國人民還目睹了鄰邦俄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不但推翻了“他們自己的”帝國主義者統(tǒng)治，還完全以自身的力量，打敗了整個帝國主義陣營的武裝干涉。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的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都站在一個陣營，德國是另一個陣營�，F(xiàn)在此兩大陣營糾集在一起，派遣部隊大舉入侵蘇俄，試探并企圖粉碎蘇維埃政權，瘋狂叫囂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甚至連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也參加了針對蘇俄的軍事干涉。決心實現(xiàn)民族獨立、爭取進步的中國愛國人士們看清楚了一件事情，即，如果他們從前的敵人都站在一個隊列，那么站在他們對面的一邊所代表的必然是正義和真理。同時，他們也越來越認識到，他們在國外的真正朋友，是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
　　就政治覺悟而言，這就是中國人民針對上述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事件的初步認識。正如斯大林所注意到并指出的：在俄國，勝利推翻資本主義已經(jīng)“為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建立起了新的革命陣線，這條陣線從西方的無產(chǎn)階級，經(jīng)過俄國的革命，一直延伸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顯示了這一進程的開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這一進程更加速發(fā)展。
　　的確，在第一次大戰(zhàn)的日子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東方的革命，在本質(zhì)上仍然屬于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并非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革命對內(nèi)的任務，是在各自的國家內(nèi)消滅封建關系。然而其與17~19世紀歐洲的“古典”式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已大相徑庭。這些革命所追求的目標不可避免地使其與帝國主義，即20世紀的世界資本主義，發(fā)生沖突。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jīng)打敗了資本主義。而在整個歐洲，資本主義也面臨勞動階級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力量的挑戰(zhàn)。
　　因此，新的革命就是日益壯大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的大聯(lián)盟。在此環(huán)境之下，每一個國家的資產(chǎn)階級都不能領導革命取得勝利。資產(chǎn)階級注定要在帝國主義與本國民族利益矛盾面前越來越搖擺不定。它自身的階級性格，又使它對自己國家的勞動大眾深懷恐懼。如此一來，若要取得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完全勝利，只能依靠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領導農(nóng)民和全國人民去奮斗。革命勝利之后，也不能建立資產(chǎn)階級專政的國家，而只能過渡到下一個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
　　對此，毛澤東有明確的界定：
　　然而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1914年爆發(f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1/6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之內(nèi)的，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后，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yōu)閷儆谛碌馁Y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于新的世界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中國革命新的領導階層現(xiàn)已開始組成。全國愛國知識分子轉而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以此作為推動中國向前進的手段。尤其具有最偉大歷史意義的是，現(xiàn)在引進來的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不是舊的社會黨人和第二國際的工聯(lián)主義者所奉行的還未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被俄國共產(chǎn)黨人用來有效地推翻并驅逐了帝國主義。毛澤東這樣寫道：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chǎn)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考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雖然人數(shù)不多，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五四”運動中已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賦予“五四”運動新主題和新思想。與其他的諸如“打倒《凡爾賽和約》”等口號相比，“打倒帝國主義”顯然代表著更高的水平和更高的認識。
　　正是在“五四”運動過程中和之后不久，中國知識分子中的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開始出現(xiàn)激烈的分化。自由主義者在“五四”運動中也發(fā)揮了作用，尤其是在反對封建主義的文化革新方面。但自由主義者自命為文化精英，能夠取代老派官僚，并運用現(xiàn)代（即資產(chǎn)階級）知識，擔負起領導與“拯救”國家的重任。因此，當那些“落后而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勞動大眾（他們占國民的大多數(shù)）加入到斗爭的行列中來時，他們便同反動政府一樣，感到十分驚恐。這批人的主要代表是曾留學美國的胡適，他是實驗主義哲學流派代表人物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門徒，他不久就開始匆忙后退。他號召青年人少談些“主義”（意指馬克思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即多研究技術和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學。
　　所以，從一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大陣營從同樣憤懣于中國的衰弱和落后出發(fā)，而得出不同的解決途徑。自由主義者把民眾的堅決主張看作是對“文明進步”的威脅。胡適甚至拒絕把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權力作為革命的對象，他只主張在“陳舊原始”的思想與方法和“科學的”“有效率的”的思想與方法之間選擇一種。但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統(tǒng)治階級和舊社會的上層建筑，都是進步的絆腳石，而民眾才是社會的主力，是能夠推翻舊制度，推動進步的唯一力量。所以，李大釗教授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回答胡適說，只有“主義”，才能找到“基本的解決辦法”；沒有主義，中國的“問題”一個也不能解決。
　　這場論戰(zhàn)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于知識分子們而言，論戰(zhàn)為他們提出了可供選擇的兩條道路。一條是，把自己的知識傳輸給被壓迫的廣大民眾，與他們一起戰(zhàn)斗，向他們學習，推翻壓迫者，建立一個新中國；另一條是，作為壓迫者的“忠誠的反對派”，從他們那里乞得一官半職，從而有機會做點好事，但依然使國家與民眾處于從前的困境之中。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xiàn)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nóng)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nóng)民眾相結合。
　　歷史已經(jīng)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胡適后來的大半生都用于討好美國，他在中國的數(shù)屆反動政府中都擔任過要職。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進程，早就決定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要爭取民族自由和開拓前進的道路，在全世界處于帝國主義時代的前提下，通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用社會主義制度取代帝國主義，然后獨立發(fā)展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論任何人具有什么樣的“現(xiàn)代思想”，如果只垂青于資本主義而拒絕社會主義，其最終的結局，只能成為帝國主義者的傀儡和國內(nèi)的逆潮流而動者。胡適在晚年，擔任了臺灣蔣介石政權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并終老其任。胡適是統(tǒng)治舊中國的最后一個半殖民地買辦政權的遺老，還有比他更具有“現(xiàn)代思想”的人物嗎？
　　相比之下，李大釗走上了一條革命的道路。他犧牲在了敵人的絞刑架下，成為早期的革命烈士。然而，正是他為中國知識分子們所鼓與呼的，和他所協(xié)助創(chuàng)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所遵循的這條道路，最終得到最大多數(shù)民眾的擁護，打敗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并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全體中國人民來說，這才是取得獨立、走向強大和現(xiàn)代進步的正確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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