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歧路
　　梅先生是向來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xiàn)在卻極贊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xiàn)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他只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真是我的歧路！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曾遲回了三年；我現(xiàn)在忍著心腸來談政治，一只腳已踏上東街，一只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廬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jié)”與“變節(jié)而又遲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jīng)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lián)校非兵會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為眾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著我的終身事業(yè)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后，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yè)，文學做了我的娛樂。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勛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勛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xiàn)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中只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關于思想與文藝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fā)起《每周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周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伙。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fā)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里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崩蠈嵳f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chǎn)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但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我的導言引起了無數(shù)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罵我。我第三次替這篇導言辯護的文章剛排上版，《每周評論》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論文章也就流產(chǎn)了。
　　《每周評論》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這兩年零八個月之中，忙于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來做輿論的事業(yè)。我心里也覺得我的哲學文學事業(yè)格外重要，實在舍不得丟了我的舊戀來巴結我的新歡。況且?guī)啄瓴徽務�治的人，實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興來作政論的文章，心里總想國內有人起來干這種事業(yè)，何必要我來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zhàn)爭”與“贏余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柯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敗，他們確然也還談談，因為罵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華盛頓會議中，英美調停，由中日兩國代表開議，國內的報紙就加上一個“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們反對過的，現(xiàn)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們不能不極力反對。然而他們爭的是什么呢？怎樣才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無條件的屈伏呢？外交問題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決呢？這些問題就很少人過問了。
　　我等候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xiàn)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xiàn)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他可錯了；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tài)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都只是這一個目的。我現(xiàn)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曾“變節(jié)”；我的態(tài)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與實例變了。
　　孫伏廬說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fā)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學是我的職業(yè)，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余的書，只成一與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費一天在《努力周報》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評，遠不如做一萬字《李覯學說》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這一點“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政論態(tài)度，我最希望國內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霸占這個周報。以后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來替他們編輯整理，其余六天仍舊去研究我的哲學與文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認常燕生的責備，但我不能承認他責備的理由。他說：
　　至于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再有進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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