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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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研究緣起
\\t會館是中國傳統(tǒng)建筑中十分獨特的類型，它產生于明末，興盛于清中晚期，衰敗于民國末年，前后不過三四百年時間，卻見證了中國社會人口大遷徙、商品交換大繁榮的全過程，而且為今世留下了眾多輝煌精美的建筑遺產。可惜，會館短暫的輝煌沒有得到建筑學界的足夠重視。
\\t山陜會館是現(xiàn)存數(shù)量多、形式精美華麗、保存完整的會館類型。這些會館既是山西、陜西商人“商通南北”的歷史見證，也是山西、陜西移民情系桑梓的精神寄托，是在“移民活動”和“商業(yè)活動”雙重背景和環(huán)境下產生的建筑類型，是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相融合的產物。
\\t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下，我們的研究團隊北上山西、陜西，南下福建、廣東，東進江浙，西入巴蜀，對山陜會館集中的省份進行了大量考察，在驚嘆于山陜會館精美絕倫的同時，更折服于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藝，也有感于這些傳統(tǒng)建筑所寄托的精神與文化內涵。本書在研究資料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思考山陜會館與關帝廟的種種聯(lián)系，從歷史文化起源的獨特視角，對山陜會館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解讀。通過研究關帝廟與山陜會館的傳承與演變，為山陜會館的研究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在研究的同時，將山陜會館與其他會館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比較也會讓會館研究進一步系統(tǒng)化與完整化。
\\t筆者希望通過對山陜會館的專題研究，更全面、細致地展現(xiàn)這類獨特建筑遺存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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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二、相關研究
\\t相對于整體會館研究，學術界對山陜會館的研究則起步較晚。雖然山西、陜西商人自明清以來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數(shù)量極多的會館，使山陜會館在所有會館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對于山陜會館的研究卻成果寥寥。目前，對于關帝廟、山陜會館建筑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歷史文化、古建保護開發(fā)、建筑文化藝術三個角度展開的：
\\t第一，經濟歷史文化角度。從經濟歷史文化角度分析山陜商幫、會館發(fā)展史的著作主要有張正明、張舒的《晉商興衰史》和李剛的《陜西商幫史》。關于此角度的學術論文有：李剛、宋倫發(fā)表的《論明清工商會館在整合市場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陜會館為例》、《明清山陜會館與商業(yè)文化》，周敬飛的《明清時期晉商文化的特點》，任斌的《略論青�！吧疥儠�館”和山陜商幫的性質與歷史作用》、蔡云輝的《會館與陜南城鎮(zhèn)社會》等。
\\t第二，古建保護開發(fā)角度。從古建保護開發(fā)角度研究山陜會館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對單座會館的獨立研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河南省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與社旗縣文化局共同編著的《社旗山陜會館》一書，該書收入研究論文和雕刻銘文及石刻碑記的拓文等有關文字資料約25萬字，又有各種圖版430幅。 另外，還有競放編著的《山陜會館》，王瑞安主編的《山陜甘會館》，郭廣嵐、宋良曦等著的《西秦會館》等。
\\t另有幾本關于山陜會館碑文的成果，研究以山陜會館為實例，對這幾個著名市鎮(zhèn)的山陜會館的保護與開發(fā)具有十分顯著的實證研究意義。其中尤以許檀先生的成績顯著，如《清代河南朱仙鎮(zhèn)的商業(yè)——以山陜會館碑刻資料為中心的考察》、《清代河南的商業(yè)重鎮(zhèn)周口——明清時期河南商業(yè)城鎮(zhèn)的個案考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鎮(zhèn)——以山陜會館碑刻資料為中心的考察》、《清代河南社旗鎮(zhèn)的商業(yè)——基于山陜會館碑刻資料的考察》等文章。
\\t第三，建筑文化藝術角度。在有關山陜會館建筑文化藝術的專著中，較為概括和全面的有徐永杰先生編著的《會館文化叢書》（以河南地區(qū)會館為研究對象），自由攝影師榮浪主編的《山西會館》以及畫冊《山陜會館》。還有一些著作中涉及山陜會館，如劉文峰的《山陜商人與梆子戲》，陶宏的《淺析西秦會館建造背景》，李芳菊的《論社旗山陜會館藝術裝飾中的古代先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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