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認為，在這些人物中，張釋之、汲黯可稱典型：“張釋之、汲黯雖不曾殺身成仁，他們都夠得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風范�！焙�適提到的“汲黯”是漢武帝當政時的大臣。據(jù)記載，此人頗具剛正之風，“臨大事，決大難，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汲黯時常對漢武帝犯顏直諫，而漢武帝的反應則是“默然”。不過，雖然汲黯經(jīng)常因言辭激烈而惹漢武帝不快，但漢武帝對汲黯的評價卻不壞：“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由此可知，胡適所列舉的人物就是他所欣賞的“ 社稷之臣”，而他自己也一心想成為這樣于國家于社會有作用的“社稷之臣”，這樣一來，胡適所說“諍臣”、“諍友”，其內(nèi)涵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站在蔣介石的角度來看，胡適不愧為“社稷之臣”。
     社稷之臣并不愚忠，而是審時度勢，相機行事，能對社會局勢作出準確的判斷從而采取相應的措施，在關鍵時刻，能做到置君命于不顧。
     胡適當官時間不長，盡管如此，他也做到了“置君命于不顧”。
     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上任后，胡適大部分時間只做兩件事：一、廣交朋友。與美國總統(tǒng)、部長、議員及名流顯要作廣泛的接觸，以期通過這些官員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二、發(fā)表演說。在美國各處發(fā)表內(nèi)容豐富而又激情洋溢的演說，以激發(fā)美國民眾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
     在胡適全身心忘我地工作時，一些國民黨官員卻在蔣介石面前打胡適的小報告，說胡適作為大使，不干正事，只顧交友、演說，揚自己的名。蔣介石聽了，很不高興，就委托宋子文委婉地勸告胡適。宋子文對胡適說：“你莫怪我直言。國內(nèi)很多人說你演說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正事吧。”胡適沒有接受宋子文( 他代表蔣介石) 的勸告，依舊把精力放在“交友”和“演說”上。胡適知道，其他的事自己的部屬都可以幫自己來做，唯獨這兩件事必須親自出馬。因為胡適在美留學多年，有深厚的人脈，他當年很多同窗現(xiàn)在都身居要津，這樣，和他們接觸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另外，胡適特別擅長演說，他的演說亦莊亦諧，聲情并茂，極具感染力。事實上，胡適的系列演講成功地激發(fā)了美國民眾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
     日本東京的《日本年報》曾發(fā)表一篇專電，說：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美國大選年作巡回演講，激發(fā)了美國群眾的仇日情緒，引導美國進入戰(zhàn)爭危境。專電呼吁美國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 ”對于胡適的活動應予注意并加以限制。日本的恐慌，說明了胡適的演講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胡適未接受蔣介石讓他“干正事”的命令，而是按自己的決定做，結果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胡適的成功讓蔣介石化怒為喜。1949年，蔣介石政權在大陸即將崩潰之際，蔣介石再次想到胡適，想利用胡適在國際上的聲望，來為蔣家政權爭取到美國的援助。胡適當然是婉拒，因為他已看出蔣家王朝在大陸已無立足的可能。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遭美國士兵強暴。事情在報上披露后，群情激奮，北平各高校學生罷課示威，要求當局懲辦罪犯。
    時在南京開會的胡適對美軍的暴行也極為憤慨，他敲著桌子，大聲說：“這還了得，真豈有此理！”當有人不贊成學生罷課游行時，胡適說：“抗議，游行，有何不可！眾怒難犯嘛！伸張正義嘛！” 在廣大青年學生、北平市民和各界人士的強烈要求下，美軍當局被迫將“沈崇事件”主犯皮爾遜和普利查德交由駐華海軍陸戰(zhàn)隊第一師軍事法庭審判。其間，北大學生強烈要求校長胡適以“監(jiān)護人” 的身份出庭作證，而當時國民黨當局害怕開罪美國，不同意胡適出庭。蔣介石親自授意，由外交部長王世杰從南京急電北平，阻止胡適：“報載兄對美兵案，準備出庭作證，未知確否？美方刻正羞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焙�適頂住了來自蔣介石的壓力，毅然以被害女生的監(jiān)護人身份出庭作證，并發(fā)表慷慨激昂的講話，痛斥美軍暴行。胡適此舉捍衛(wèi)了北大的尊嚴，也替國人出了口氣。蔣介石對胡適的不聽話雖然不滿，但胡適的“沖冠一怒”確出自良知和正氣，他也不能不予以默許。蔣介石可以私下阻止胡適，但卻不敢公開指責胡適，因為胡適的背后站著成千上萬有正義感的人民。蔣介石也怕引起眾怒。事實證明，胡適毅然出庭的選擇是正確的，如果胡適聽從蔣介石的勸告不出庭的話，不僅北大蒙羞，國民黨政府也會顏面掃盡。
     胡適這一次的“置君命于不顧”再次顯露了他的勇氣和見識，同時也贏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敬意。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