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　
　　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　　
　　
　　現代人已經夠慘的了，工業(yè)革命逼得人離開了土地，造成了連根拔起的一代�，F代的中國人更慘，除了一樣要經歷現代化的陣痛外，還要擔負起沉重的歷史包袱，內心有抑不下的百年來帝國主義侵凌之下深切的民族屈辱感，個人得要忍受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的現實命運。好容易花果飄零，在海外謀得一枝之棲，乃至在國際上薄有聲名，表面上熱熱鬧鬧、轟轟烈烈，卻掩不住內心的落寞和憔悴。午夜夢回，不免有“天地雖大，卻無我容身之地”的感受。只要讓我們看幾個實際的例子，就很容易明白我所謂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境究竟是什么！
　　美國《展望雜志》（Look
Magazine）在關門之前曾經刊載了一篇細說錢學森的好文章。那時正當美國重新謀求打開中國國內的禁地的時機，美國人是在強烈的罪己的心境之下寫出了這樣的文章。當年錢學森是一位年輕有為的中國學者，他在美國取得高級學位之后根本無意留在美國，立刻束裝返國。那時有人提議請他做大學校長，但因為他太年輕又沒有經歷而不肯任用他。不久內戰(zhàn)的烽煙彌漫，錢學森倉皇攜眷返美，任教于加州理工學院。他糾合一批“瘋子”同志，研究發(fā)展火箭的可能性，據說一次實驗不慎，曾經炸毀了實驗室。
　　錢學森的才智和貢獻是無法抹殺的，他在尖端科學的研究上有著驕人的成就。然而在社交上他是完全孤立的。他可以支高薪，但是他想在高級住宅區(qū)購屋，就立刻遭到歧視的待遇。只有一位老教授善待他。老教授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俱樂部的會員，有經常性的聚會，參加的人都游戲式地采用代號，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作高度理智層面的議論和談話，極少涉及現實政治。老教授邀錢學森入會，他既欣賞錢的才華，也要靠他接送代步；錢喜歡這種聚會的氣氛，這里沒有種族歧視，也是他唯一被接受而最接近他自己的行業(yè)的社交圈子。
　　不幸的是，麥卡錫時代來臨了。錢學森久居異域，既沒有返回自己祖國的可能性，他的研究涉及高度的軍事機密，自然而然有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入籍美國。顯然經過了一番激烈的內心掙扎，但卻并沒有經過真正的深思熟慮，錢學森提出了入籍美國的申請，到了法庭，要宣誓效忠美國時，法官問了他一個問題，沒法欺騙自己的良知，錢學森竟然缺乏現成的答案，只得要求延期，過一個時期想通以后，才能回答這個震撼了他的心靈的大問題。原來法官問他的問題是，如果美國和中國作戰(zhàn)，他將效忠哪一邊？這使他碰到了一個兩難的情況，委實不知要怎樣回答這樣的問題才好。等到他想清楚之后回到法庭，他的回答卻不能夠使得法官滿意。他的答復是，如果美國站在正義的一邊，他就幫美國，否則他就幫中國。自然而然他的申請入籍被打下來了。
　　錢學森得不到美國的公民權，就沒法看到許多機密資料，根本無法繼續(xù)他專行的尖端科學的研究。他心中的郁悶是可以想見的。他曾申請離境，但也慘被否決。原來一位識貨的情報人員在他的檔案上批了這樣的斷語：這個人絕不容許他離境，否則寧可將他處死。這樣錢學森郁郁不得志在美國干耗了好多年。好在美國的變化快得很。在一次機會中，中共與美國協議，彼此同意交換一批問題人物離境。幸好那位情報主管早已調職，錢學森這才得到機會歸國。回國內時他帶了好多箱文件，每一箱都被打開來仔細搜查過，結果都不過是些過時的東西。錢學森憋了一肚子的氣，回到了中國國內。短見的美國人看不見的是，錢學森帶走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那些過時的文件，而是他的頭腦。又過了一段時間，中國有了原子彈和火箭，這些都是錢學森和他的同僚的心血結晶。寫文章的美國作者嘆息說，這乃是錢學森對美國的快意的報復。
　　且不說美國人在自怨自艾，為什么讓種族歧視、政治迫害逼走了可以對自己有用的人才。但錢學森的真實故事并沒有寫完。他讓中國人在世界上得以揚眉吐氣，這是他的驕傲。但他在中國國內經歷過“文革”，他內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無辜的知識分子受到迫害，他自己算是僥幸躲過了浩劫。然而長年與外在世界切斷，難道他不愿意和西方世界的精英分子互相交通，通力合作，為科學開創(chuàng)出新天地？究竟誰能夠探得他心頭的隱痛呢？
　　另一個實際的例子是馬思聰。他不只是著名的提琴手，也是位作曲家，經常收集民間的素材，作為他創(chuàng)作的泉源。他被“左”派力捧為人民的音樂家。國內解放之后，他被聘任為音樂學院的院長，當然實際的院務是由干部擔任的副院長負責，他自己只搞他喜愛的音樂，生活上倒是享受著特殊的待遇：有座車，有用人。不幸的是，他根本缺乏政治的敏感性。有一天，他的兒女警告他，已經在外面看到批斗他的大字報，但他還茫無所覺，照常到學校去上班。結果被困在辦公室，不許他回家。落地的長窗一無遮掩，讓大家看這個騎在人民頭上的音樂家的嘴臉，正像動物園的鐵欄內關著的動物，不得不忍受著失去理性的群眾的侮辱與笑罵。據說可能是由于劉少奇插手干預，算是救了他，把他下放到一個偏僻的所在，才得以免除受到進一步的迫害。這一下他才真正的夢醒了，終于用盡方法，籌到了一筆錢，買通了關節(jié)，由漁船偷渡出來。
　　但是除了《生活雜志》的訪問之外，馬思聰在美國變得默默無聞。這些年間，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他的提琴演奏在美國是排不上名的，而且早已被下一輩的人所取代。他的作曲風格與美國當代的風氣格格不入，引不起反響。最悲慘的是，切斷了他和祖國的關聯，他的創(chuàng)作缺乏了泉源。除了有保證，離開了祖國的兒女不會受到再一次的“文革”慘禍的命運而感到心中欣慰之外，他心頭的落寞與悲哀又是怎樣去衡量呢？
　　如果說錢學森和馬思聰還算是福星高照，比較幸運的話，另外有許多人就不是那么幸運的了！譬如說老舍吧。國內解放之時他正在美國，但他深知道一個中國文人在美國生活會是多么的辛苦，而且當時的他必定對中國的前途還存有無限美好的幻想。他是完全出于自愿主動回國的。歸國之后他一直做順民，一度傳出消息他名列四大無恥之一，排名在郭沫若的后面。但這挽救不了他悲慘的命運，在“文革”時他受到猛烈的批斗。有一天他出去被斗爭，再沒有回家，尸體在湖里撈起來，老舍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這是一個沒法解開的謎。他的未亡人相信他是被謀殺的�，F在老舍倒是得到平反了，他的著作改編成的電影《駱駝祥子》最近在香港上演，但老舍已看不到這一切了。
　　再說留居海外年青一代的知識分子，那時由于受到海外各種運動的沖擊，一個勁兒要回去為祖國服務，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郭子加。郭子加在芝加哥大學得到數學博士學位，就一直想盡辦法要回去。他到過英國，到過法國，沒一個地方可以安頓下來，最后終于得到機會回國，哪知卻撞上了“文革”！他的專長完全發(fā)揮不出來！只讓他教最粗淺的算學，他受不了，只有讓給也拿到博士學位的太太去教。這個樣子下去怎么得了！但是他自己居然還沒有過離開的念頭。后來郭子加先在香港教了幾年書，但還是放心不下。最后在澳洲申請了一份工作。但是澳洲那樣的地方，大片的沙漠，坐火車五小時，抬頭看窗外依然是同樣的沙漠景色。據說因公去澳洲，住在首府的日本人待久了就會感到要發(fā)狂，更何況不甘寂寞、喜愛群集的中國人。要把自己的子女變成一個陌生國度陌生文化的國民，這是何等的犧牲！他們將來會遭逢到怎樣的問題，誰又能夠預料？上帝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抉擇！據說郭子加又開始在熱心接待國內來訪的學者。旅居海外的中國人誰不愿見中國國內搞得好一點，把知識水平提得高一點。
　　知識分子有各種各樣的弱點，這不容諱言。但他唯一的價值是在知性的真誠，他必須有充分的自由來從事他所擅長的學術研究，而他必須被容許來發(fā)表他自己的真誠的意見。而一旦知識分子于外在強大的陰影籠罩之下，不敢吐露他自己的心聲，最高的愿望只不過是明哲保身，茍延殘喘，那么他對國家民族就做不出他應有的貢獻，他的短暫的安全終不過只是短暫的安全！他也就終擺脫不了他的困境。然而“中國”與“中國人”，或者是應該得到一個比這較好一點的命運吧！
　　
　�。ㄔ�刊于香港《九十年代》總第一七三期，一九八四年六月）
　　二、文化論爭的回顧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