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求自見’來看，王韜辦報的確有“求自見”的因素。王韜是一個極度好尚名利之人，他一生最懼怕的就是湮沒無聞①，名不掛于賢士之口，聲不聞于廟堂之上，“徒為盛朝之棄物，盛世之廢民而已”②。他逃亡香港后精神極度痛苦，情緒極其低落，這其中的原因固然復(fù)雜，但認為自己從此將徹底變成“棄物”和“廢民”，無疑是令他最絕望和痛苦的。這一點從他這個時期的別號“遁窟廢民”中即可窺見一二。在王韜的書信和各種自述文字中，經(jīng)�？梢娐恫艙P己甚或自我吹噓的文字，如以孔子自許、以魏（魏源）自許、以蒲松齡自許等。這一切都顯示出其強烈的好名自見之心。
　　而且，縱觀其一生，境遇越坎坷，其好名之心越強烈！尤其是在他“獲罪名教”、含羞遁港期間，因自悔“一端不謹，萬事瓦裂”，因此愈發(fā)期望能通過某種方式“以蓋前衍”；而對他來說，能夠想到的方式只能是“留意著述，思以空文自見”③。雖然王韜最看重的“空文自見”形式是傳統(tǒng)著書，但考慮到書籍刊印耗資甚多，是否能獲經(jīng)濟回報卻無保障，而自己當時最首要的是解決生計，然后才是揚名自見，因此，退而求其次，創(chuàng)辦報紙，就似乎是他必然會做出的雖不是很理想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