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情參閱》直面社會發(fā)展轉型和改革所面臨的挑戰(zhàn)與危機,提供全面、實用的國內外政治、經(jīng)濟資訊,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層原因,探討改革過程中隱藏或者可能爆發(fā)的種種重大問題。
《改革要情參閱》關注改革熱點與難點,匯集各階層對改革的訴求,借鑒海外啟示,梳理改革經(jīng)驗,探討改革路徑,講真話、切時弊、出對策、為各級決策者和產(chǎn)官學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動改革的平臺。
《改革要情參閱》以中央權威研究機構和宏觀決策部門的一流專家學者、高級智囊和政府官員為作者群,這也是決定了其內容的權威性、科學性和廣泛性。
《改革要情參閱(第3輯)》重大政策出臺的臺前幕后,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大問題。 中國崛起面臨三大問題; “權力攪買賣”的尋租條件; “問責秀”破壞政府公信力; 官員“老板化”困擾中國政壇; “嚴格執(zhí)法”成了斂財之道; 在金融海嘯中學會“游泳”; 高通脹是窮國動亂的溫床; 房價痛苦指數(shù)有多高; 中國成奢侈品消費“新天堂”; 煽情傳統(tǒng)文化是在害中國。
出版說明
代前言后危機時代的中國改革
腐敗,全球“政治之癌”
越南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之憂
越南政改的縱深觀察
巴西的制度化反腐
阿根廷:無效司法體系下的反腐
韓國財閥的太極術
“世仇完全不合時宜了”
警惕日本式危機在中國重演
民主路線圖從來沒有固定版本
伊朗“帝國民主”的結局
普京“可控的民主”在俄羅斯的實踐
中國民主的三根支柱
中國網(wǎng)民:從草根到問政
黨政分開應當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六件事可加快發(fā)展基層黨內民主
農村基層民主下一步
警惕基層權力生態(tài)惡化趨勢
寬容而非縱容媒體的報道失實
少談點“盛世”,多談點“!
危機與應對
中國改革的戰(zhàn)略問題
中國崛起面臨三大問題
左右極端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中國的“新改良運動”
事業(yè)單位改革要避免各自為政
中國大學病象
中國面臨四個循環(huán)的改變
中國經(jīng)濟轉型的困難與出路
建立多元信息系統(tǒng),有效應對突發(fā)事件
中國內地首個“法治指數(shù)”
“法治指數(shù)”一小步,法治建設一大步
司法的尊榮和使命
“嚴格執(zhí)法”成了斂財之道
不用法律推進大部制改革有風險
保護勞動者:除了“法”還需要什么
改革公務員特殊保障制度
將國企改革進行到底
“包辦婚姻”的國企大家庭
國企利潤應如何分配
地方國企改制還須過大關
國資管理謹防“一言堂”
中國會出現(xiàn)“非典型次貸”危機嗎?
中國會出現(xiàn)“非典型次貸”危機嗎?
中國如何在美元貶值中保全自己
化解和防范金融風險政策建議
貨幣危機:應對預案
在金融海嘯中學會“游泳”
土地收入:一筆沒算清的賬
71.18%土地收入用在哪了?
冒進城鎮(zhèn)化中的土地問題
異地耕地置換正愈演愈烈
農業(yè)補貼政策實施效果調查
這是農民組織興起的時代
稻米困境:誰來養(yǎng)活中國?
糧食供求安全展望
稻米困境
全球糧食危機中的中國機會
大午集團的“糧食銀行”
改革要情參閱-資訊匯編
時政要鑒:
“權力攪買賣”的尋租條件
中國離福利國家還有多遠
高!肮贊M為患”
莫讓民意涌入法院
“80后”廳官
東航“返航門”事件折射國企行政整合困局
“59歲現(xiàn)象”變“35歲現(xiàn)象”
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總在意識形態(tài)沖突里打轉
壟斷國企怎么也吃環(huán)!凹t牌”
183個城市欲建國際化大都市
年薪10萬抵一紙戶口的無奈
……
伊朗“帝國民主\\\"的結局
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8年,中東石油大國伊朗在巴列維國王領導下進行的“白色革命”進入第15個年頭時,卻極其出人意料地被“黑色風暴”——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革命所推翻。在這15年里,伊朗在通往“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突飛猛進,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但民眾人心向背卻發(fā)生了從支持改革到反對改革的根本性變化。伊朗人為古波斯人的后裔,公元7世紀時,伊斯蘭教成為伊朗“國教”,伊朗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在漫長的歷史中,伊朗逐漸衰敗。1941年,年僅22歲的巴列維國王繼位。經(jīng)過20余年的歷練后,他于1963年開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為“世界第五工業(yè)強國”。
這個一攬子的現(xiàn)代化、世俗化的方案,一開始就遇到以威望極高的霍梅尼為領袖的什葉教派的激烈反對。1963年初夏,雙方在德黑蘭街頭發(fā)生流血沖突。結果,沖突以獲得多數(shù)民眾支持的政府動用軍隊對教會力量的鎮(zhèn)壓而告結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國外。
巴列維國王在《白色革命》一書中對這一“革命”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聲稱:“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舉結束一切與社會對立和導致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礙前進、助長落后的反動勢力,指出建設新社會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些方法也要與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國家的自然氣候、地理條件、其民族特點、民族精神和歷史傳統(tǒng)相適應,并能盡快地使我們達到和趕上當代世界最先進社會前進步伐的目標!本唧w說來,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廢除佃農制,把可耕地的1/4分給3萬多農戶,但這卻嚴重侵犯了教產(chǎn);在城市,把一些工廠企業(yè)出售給合作社和個人,向發(fā)達國家大量派遣留學生,興辦大量現(xiàn)代學校,培養(yǎng)了大批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對婦女的各種規(guī)條得到進一步放松。不能否認,這些措施使伊朗經(jīng)濟和社會得到了迅速發(fā)展。許多巨型現(xiàn)代化工廠魔術般地出現(xiàn)在原本荒涼的田野,德黑蘭由一座骯臟破敗的小城一變而為舉世聞名的繁華大都市,貧窮的伊朗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而幾乎成為財富的代名詞,僅1974年就給國外貸款上百億美元,并在兩年內購置了價值6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國力迅速增強……然而,在這舉世公認的成就之下卻潛伏著深刻、巨大的社會危機。
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明顯與社會發(fā)展脫節(jié)。由于發(fā)展的不協(xié)調,尤其是官場腐敗貪污盛行,甚至一些王室成員也同樣貪污。正是種種駭人聽聞的貪污之風,造成了整個社會道德的頹敗,民眾逐漸對巴列維政權產(chǎn)生了強烈的離心力。
經(jīng)濟的發(fā)展雖使人民生活有了總體提高,但由于種種原因卻造成了驚人的兩極分化,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僅一般百姓不滿,后來,國家遇到財政危機,政府為降低通貨膨脹決定對新富階層進行諸如加強稅收、制止投機等某些限制、要求他們略微“犧牲”少許利益時,他們居然也加入到反對巴列維的行列中了。
由于注重工業(yè)而忽視了農業(yè),造成了農村的停滯,使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尋找謀生之路。曾任美國駐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在《出使伊朗》一書中寫道:“他們來自保守的農村并受過嚴格的伊斯蘭傳統(tǒng)教育。他們來到西方化的現(xiàn)代城市,對違背他們的基本是非觀念的事物看不慣。他們的收入雖然比他們有生以來所能期望的還要高得多,但各種開支也使他們非常不滿。他們眼巴巴地望著為進行投機買賣建起來待價而沽的高樓大廈空著沒人住,想起自己還住在德黑蘭南部的貧民區(qū),十幾個人一個房間。他們看到政府官員和中產(chǎn)階級乘坐有專職司機駕駛的奔馳牌轎車在城里來來往往,自己卻因公共交通工具嚴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擠車。他們的失望和不滿是大量的,而能使他們感到寬慰的事情又實在太少了。他們當中許多人吸毒成癮,許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為來發(fā)泄心中的怨恨!边@些,使社會問題更加嚴重。
通常認為,只有民主憲政才能有效反貪倡廉,但巴列維國王卻不認同這一點,甚至在流亡國外的生命最后時刻,他仍不承認這一點。他一再強調,對權力的制衡、憲政是西方的標準,在伊朗行不通。因為,伊朗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特色,而且還是經(jīng)濟、社會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所以更不能照搬發(fā)達國家的政治模式。
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巴列維的盟友,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巴列維政權的專制統(tǒng)治又多有嚴厲批評,要求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西方新聞界對他的批評就更加強烈了。面對種種批評,巴列維反駁說:“我是他們的同盟者,而他們卻不顧我們的國情,仍然希望我實現(xiàn)西方民主思想!薄靶侣劷纾绕涫敲绹男侣劷,經(jīng)常是帶有伊朗應該是什么樣的成見,而不曾管它實際上是什么樣,更重要的是它將來會是什么樣。伊朗被突然從中世紀推到現(xiàn)代技術發(fā)達的世界,把這樣一個國家與有著幾百年民主傳統(tǒng)和文明史的國家相比就像拿蘋果和橘子相比一樣,簡直無法比較。”他堅持認為:“民主是一個歷史進程,無論是從下層開始還是從上層開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強制實行。經(jīng)驗表明,從上層逐步學著實行,比下層的大動蕩要有效得多!倍,“我認為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和義務實現(xiàn)或者是恢復偉大的文明。這就是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傳的和帶有普遍性的傳統(tǒng)”。
在自己的政權已被推翻、“自己的經(jīng)驗”已被證明錯誤時,仍強調“自己的經(jīng)驗”正確有效,真乃莫大之諷刺。
面對愈演愈烈的貪污受賄之風,巴列維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調查委員會”,想以此監(jiān)督貪官污吏。這種“自我監(jiān)督”的機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認為“皇家調查委員會”是監(jiān)督官員、反對腐敗的最佳機制:“這是檢查國家事務的現(xiàn)代化服務機構。在我看來,這種自我評價的辦法比西方國家必須依靠‘忠誠的反對派”的辦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對派的批評很少以客觀情況為依據(jù)。”而“他們要求‘真正的議會民主’,實際上只不過是蠱惑人心的宣傳,結果將是對民主的歪曲與諷刺。這種民主常見于威信掃地的多黨制。我所要的是增進我國實際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對手們對這個主張不感興趣”。他一直強調:“只有在君主立憲制的庇護下,伊朗各級生活才能廣泛實行民主化!薄耙虼,為了實現(xiàn)真正的帝國民主,就需要有一個君主從上邊進行統(tǒng)一!彼J為,伊朗此時仍要首先發(fā)展經(jīng)濟:“沒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將只是一種幻想,建立在饑餓、無知及物質和精神墮落基礎上的民主只是一種諷刺,最終將成為民主最險惡的敵人。”不過,在巴列維時期曾任伊朗駐聯(lián)合國大使的費雷敦·胡韋達則認為未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敗不止和政治反對派,得以發(fā)展的原因!霸趪野l(fā)展的那個階段,國王的基本錯誤并不在于加快經(jīng)濟發(fā)展,而在于對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質條件改善需要與民主齊頭并進。這里,國王犯了嚴重的判斷錯誤,放過了一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