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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中西方古典學問墜緒，不僅因為現(xiàn)代性問題迫使學問回味古典智慧，更因為古典學問關乎亙古不移的人世問題。古學經(jīng)典需要解釋，解釋是涵養(yǎng)精神的活動，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擇：寧可跟隨柏拉圖犯錯，也不與那伙人一起正確（西塞羅語）。舉凡疏證詮解中國古學經(jīng)典，移譯西學整理舊故的晚近成果，不外乎愿與中西方古典大智慧一起思想，以期尋回精神的涵養(yǎng)，不負教書育人的人類亙古基業(yè)。

《博丹論主權》：
　　知性是靈魂的國王，而國王的靈魂是一個和諧的共同體的中心。為了聯(lián)結各種秩序，他的靈魂必須聯(lián)結在其中。就正義而言，古典德性——智慧、勇氣、節(jié)制——對靈魂和共同體的各部分來說都是必需之物。但比起正義，更需要和諧。領主式君主也許是公正的，所有政府都有可能正義地行動，但這種共同體卻不完整。
　　完善靈魂和共同體的并非正義，甚至不是和諧，而是對正義與和諧的愛。一個愛著正義與和諧的人，必須關注這些愛，不僅以為它們比他自身偉大，也比正義與和諧本身偉大。最后，王權君主的“王權”具有神學的意義，而非古典的意義。信念、希望、仁慈作為德性，亦即靈魂的狀態(tài)，完善并就此填充靈魂和共同體。它們不是政治的或理性的，而是在終極的意義上神圣的。它們將人類靈魂與聯(lián)結宇宙的力量聯(lián)系在一起。博丹的參考框架足以表明，在“一種確然可靠的關懷”的特殊意義上，這種力量就是愛。
　　因為愛既是關聯(lián)性的也是完整的，所以愛能夠包含。一般而言，僅僅有愛并不足夠，王權君主制不可能依靠多愁善感的情懷而持存。這不過是博丹反對的“一個太善良的國王的單純和過分的忍耐”。相反，這種愛伴隨著一種確然可靠的關懷，還是其他德性的結果，這些德性就包括一種純粹“智識的和沉思的”知性。愛有“其種屬”；對于個體而言，愛是對構成共同體的“許多家庭”的愛；對于王權君主而言，愛是對臣民之愛（同上，頁1）。這樣，愛總是具體的。博丹贊同政治一哲學的傳統(tǒng)主題，它教導我們以最大限度愛我們自己。對愛和關懷而言，存在一個必然的實踐限制，這一限制指引愛和關懷，并把愛和關懷包含在內。實現(xiàn)這種實踐關懷，可以令我們人類的存在變得完整，無論是作為家庭中的父母還是王權君主，二者的差別只在于包含得多還是少。
　　然而，就知性而言，一種被包含的、有限制的關懷，表明了某種超越關懷的東西。情況很可能是，只有王權君主才可能具有下述知性的類似物：這種知性不僅僅關乎對人類的關懷，也是一種關于一般的、普遍的關懷的知性。用博丹的話說，除非一個人以長期關懷最大多數(shù)的人為責任，否則，哪怕部分地理解“最強大的國王”那種強大的關懷都不可能。王權君主不會也無法愛所有人，至少不能平等地愛所有人。但在他的位置上，關懷不太具有個體的特征，其限制也相對較少。身為王權君主，君主不能為家庭或政黨或階級所限制；極有可能的情形是，在君主治下，人民的幸福與他征服、破壞鄰邦并不是一致的。正是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王權君主開始理解將所有事物聯(lián)結為一個統(tǒng)一的、善的整體的力量。就具有這種理解能力的知性而言，最主要的事情是，要充分認識到，即使王權君主在某種意義上是最高的、最好的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開始理解或擁有這種力量。質言之，在終極的意義上，是一種知性的關懷在包含[其他一切事物]。
　　拙文只是相當簡略地展示了博丹的參照框架、王權君主制的中心位置，以及王權君主制中的“絕對主權”。沒有王權君主制，絕對主權就不可能，因為絕對主權所必需的統(tǒng)一統(tǒng)治和行動自由就不會存在。在其他任何“國家”中，現(xiàn)實情況都是分裂和爭斗；在這些國家中宣稱統(tǒng)一，宣稱絕對主權，說好聽一點是虛構，說難聽一點是明目張膽的謊言。論證主權者的興趣似乎在于主張這些虛構和謊言，但這是鼠目寸光。越是主張絕對權力，就必須采取越多行動，但這些行動卻揭示了絕對權力的缺失，并且強化了經(jīng)驗的分歧和分裂。這些行動總是使人衰弱，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它們造成的傷害甚至超過對具體國家的實際損害：它們漸漸地、實質性地使國家成為不可信任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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